第33屆夏季奧運會將于7月26日至8月11日在法國巴黎舉行，屆時將有世界各地觀眾及游客赴法國觀賽旅游。為確保安全出行，平安回家，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提醒擬近期赴法國觀賽及旅游中國公民注意以下事項：
一、行前準備要充足
提前通過中國領事服務網、"領事直通車"新媒體平臺、駐法國使領館網站和微信公眾號了解目的地風土人情、法律法規、氣候環境、交通情況、出入境規定等注意事項并做好相應準備。如跟團出行，請選擇資質好、信譽高的正規旅行社。盡量避免單人出行，提前向家人報備國外聯系方式，積極考慮購買人身意外保險。
二、證照門票很重要
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護照入境法國需事先辦妥簽證，獲得簽證后請仔細核對確認簽證有效期等各項信息。重要證件請及時拍照、復印留存備份，并與原件分開存放。巴黎奧運會門票僅通過官方網站發售，請登錄票務官網（https://tickets.paris2024.org/）實名購票，如因無法觀賽需轉讓或轉售門票，亦須通過官方指定平臺操作。
三、治安風險須防范
密切關注當地治安狀況，避免前往治安不靖區域或夜間單獨外出，遠離游行活動或賽場外擁擠人群。文明理性觀賽，避免與他人發生沖突。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勿因打卡、獵奇、跟風等原因前往未開發、未對外開放區域或沒有安全保障的"網紅"景點，拍照、錄像或使用無人機須嚴格遵守當地規定。抵離酒店、外出游玩時將個人物品置于視線范圍內，避免攜帶大量現金、佩戴貴重首飾出行，警惕陌生人搭訕，謹防受騙。通過正規合法渠道換匯，不輕信不明來電、短信、郵件，防范電信網絡詐騙。
四、乘駕車輛多小心
巴黎奧運會舉辦前后及比賽期間，開閉幕式、比賽場館及周邊區域將采取各類交通管制措施，部分公交線路和站點將臨時或長期關閉，請提前查詢通行要求，妥善安排出行線路。如乘公交車出行，請通過正規渠道購買車票、自覺檢票并保存好票據備查。如遇司機疲勞駕駛、車速過快等，及時主動提醒。如駕車出行，請務必遵守當地交通規定，注意行車安全，不占用奧運專用車道，切忌疲勞、超速、酒后駕駛。
五、自身健康照顧好
近期，歐洲部分國家出現高溫天氣，請密切關注目的地天氣預報及官方預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及時補充水分，備好防暑降溫用品，減少高溫情況下戶外活動。參加旅游項目請根據身體狀態量力而行，謹慎選擇高風險項目。旅行期間做好健康監測，如出現不適或突發疾病，請及時就醫。
六、應急電話請記牢
記牢當地報警、急救電話和駐法使領館領事保護與協助電話等應急聯系方式。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熱線（+86-10-12308）將全天候、零時差守護大家安全！
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祝大家觀賽、旅行愉快！
來源： “領事直通車”微信公號
在加拿大作家、諾獎得主艾麗絲·門羅的小女兒安德麗娜·斯金納（Andrea Skinner）揭露家庭丑聞后，許多作家與記者都對此表示了震驚。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一封郵件中寫道，安德麗娜披露的消息令她“措手不及”。
幾年前，阿特伍德從門羅的另一個女兒那里得知了他們家庭不和的部分原因，但直到讀到安德麗娜的講述，她才知道了完整的經過。她表示：“你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并不了解那些你自認為熟悉的人。”
作為門羅的同代人，阿特伍德有著完全不同的成長軌跡。阿特伍德的父親是一位昆蟲學家，10歲前她和父親生活在加拿大的荒野，幾乎與世隔絕，是名副其實的“叢林之子”。門羅擅于捕捉人性的幽暗和扭曲的人際關系，阿特伍德則對廣闊的大自然、公共生活和人類命運更感興趣。在加拿大，關于阿特伍德的傳記迄今為止只有兩本，其中集中展現其早期創作生涯的《永不停步》今年引進了中文版。我們邀請阿特伍德研究者袁霞為本書撰寫書評，探討阿特伍德作為女性創作者如何突破桎梏，以文學反抗時代。
撰文｜袁霞（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永不停步：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傳》，[加] 羅斯瑪麗·沙利文 著，陳小慰 譯，中信·無界| 中信出版集團， 2024年4月。
2008年，我去多倫多大學訪學，在查閱資料時，發現英語系有位叫羅斯瑪麗·沙利文的教授寫了本傳記《紅舞鞋：永不停步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The Red Shoes: Margaret Atwood Starting Out, 1998）。當時加拿大市面上總共就兩本關于阿特伍德的傳記（迄今為止仍是），另一本是麥吉爾大學英語系教授納塔莉·庫克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傳》（Margaret Atwood: A Biography, 1998）。
我那時正在撰寫關于阿特伍德的博士論文，于是給沙利文教授寫了封電子郵件，想約她一見，沙利文很快便回信約我在她的辦公室會面。我記得她對我論文里有關“女性聲音”那一章提了些建議，之后我們把談話地點轉移到了室外，因為沙利文煙癮犯了。她告訴我，她是個老煙槍，寫作時必須不停抽煙，以保持思維的敏捷。
沙利文除了在多倫多大學英語系教授創意寫作課之外，業余時間大多用來創作。她是詩人，也是加拿大頗有名氣的傳記作家，尤其對為女性作家寫傳記情有獨鐘。
1991年，她撰寫了伊麗莎白·斯馬特的傳記《用心》，該書獲得了總督文學獎之非小說類獎提名。1995年出版的《影子制造者：格溫德琳·麥克尤恩的一生》為她贏得眾多獎項，包括總督文學獎之非小說類獎、加拿大作家協會非小說類獎和多倫多市圖書獎。
但沙利文總覺得意猶未盡，這兩位加拿大作家皆命運多舛，結局悲慘。她希望寫一個完全不同的版本，一個“能掌控藝術與生活”的女性作家，于是就有了《紅舞鞋：永不停步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2019年，這本書再版，去掉了標題里的“紅舞鞋”，更名為《永不停步：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傳》（Margaret Atwood Starting Out; 以下簡稱《永不停步》）。該書由中信出版集團引進，于2024年4月翻譯出版。
巧合的是，今年我有幸作為中加交換學者，第四次來到加拿大，在阿特伍德曾經工作過的阿爾伯塔大學英語系（現為英語與電影研究系）訪學。再次閱讀沙利文寫的傳記時，我的內心有了很多新的感受。
一來我本人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關于阿特伍德的傳記，與沙利文產生了某種內在的共鳴；二來我可以近距離地觀察阿特伍德和第一任丈夫波爾克共同生活了兩年的城市，循著他們的足跡，想象在零下35度的極端天氣，兩人躲在107街的租屋里瑟瑟發抖的情景；前往她詩中描寫的“埃德蒙頓84號街”，想象她為何會寫下詩句“有很多可看/但沒什么我未曾見過”；來到哈得孫灣商店的男士襪子和內衣部，想象她在這里第一次簽名售書的場景……當然，我想得最多的還是如沙利文在書中所言，“是什么動力驅使著阿特伍德不斷前行”。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加拿大文學女王》，袁霞 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20年9月。
沖破紅舞鞋的宿命
譯者陳小慰認為，沙利文之所以在第二版中對書名進行微調，或許是為了避免“紅舞鞋”故事所隱含的“女性藝術家必定下場可悲”的聯想。沙利文本人雖未加以說明，但她向來對藝術自信的奧秘非常著迷，她從阿特伍德身上發現了一種謎一般的力量，因此想一探究竟，看看這股力量究竟從何而來。
《永不停步》以“紅舞鞋”作為“序言”，拉開了阿特伍德“藝術創作”和“生活”的序幕。阿特伍德在9歲生日時觀看了一場電影《紅菱艷》，影片講述了一位芭蕾舞女演員的悲劇命運，她必須在舞蹈事業和結婚之間做出選擇，最終她選擇了婚姻，卻又無法壓抑對藝術的熱愛，于是決定最后一次穿上紅舞鞋。影片結尾時，她怎么也停不下旋轉的舞步，最終跳上鐵軌，迎向疾馳而來的列車。
這場電影播放的時間是1948年，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從前線回來的男人急需工作，婦女不得不放棄戰爭期間獲得的“勞動力解放”，回歸家庭，以便把工作機會留給男人。
沙利文指出，《紅菱艷》的上映從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國家策略，旨在安撫那些曾經享受過公眾生活的女性心中的不平，藝術從而成為了宣傳婚姻和家庭價值、重新確立男性特權的意識形態工具。
電影《紅菱艷》（1948）劇照。
年幼的阿特伍德在看完電影后感到無比震撼，影片的寓意再清晰不過：賢妻良母和藝術家之間只能擇其一，否則就會落得可悲的下場。這部電影對阿特伍德的影響極大，以至于在她后來的創作生涯中，“紅舞鞋”和“跳舞女郎”的意象頻繁出現：短篇小說集《跳舞女郎》（1977）、長篇小說《神諭女士》（1976）以及《使女的故事》（1985）等，它們無一不透露出以男性為主導的文化中女性（尤其是女藝術家）的艱難處境。
文學創作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不管是在加拿大還是在其他地方，理論和小說無一不是在回應當下的社會生態，阿特伍德作品里透露的正是她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景象。
在20世紀50和60年代的加拿大，女性在公共領域里屬于隱形者：1951年之前，法院陪審團沒有一位女性成員；1958年，眾議院只有兩個席位給了女人；1967年，婦女的法律權益才被提上議程。
即便是當阿特伍德來到世界名校哈佛大學求學，她發現，在這個國際一流的高等學府里，性別歧視也是無處不在：1962年，哈佛的學生廣播電臺沒有一個女播音員；擺放現代詩歌的拉蒙特圖書館只對男生開放（因為很多人認為女性在場會分散男生的注意力）；整個大學只有兩名女教授；女研究生承擔著課間休息時分發茶點的服務工作……可以想見，在這樣一個“早已被固定編碼的性別世界”里，女性想要成為藝術家該承受著多大的壓力。
阿特伍德曾在《論成為女作家》里提到女藝術家的“悖論和困境”，女性寫作被視為自私自利的行為，在世人眼里，女作家要么是神經質，要么很缺德，要么兩者皆是，因為她們把本該用來照料家人的時間花在寫作上了。那么，在如此的“悖論和困境”面前，阿特伍德又該何去何從呢？
幸運的是，阿特伍德并沒有被動地接受電影所傳達的規訓意圖，而是勇敢地沖破紅舞鞋的宿命，對“藝術作為男人專屬游戲”的陳詞濫調進行了反擊。在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讀書時，阿特伍德便實現了自己的文學抱負，出版了幾篇小小說，發表了詩歌，詩集《雙面冥后》（1961）獲得了“E. J.普拉特獎”。
在哈佛留學期間，面對種種針對女性的不公，阿特伍德依然沒有放棄夢想。她將學習之外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于創作，積累了至少上千頁的詩歌草稿。從哈佛回國后，她出版了《圓圈游戲》（1966）等詩集，并完成了首部長篇小說《可以吃的女人》（1969）。
《圓圈游戲》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之詩歌獎，《可以吃的女人》被評論界贊譽為“屬于北美戰后女權主義歷史的特殊時刻，記錄了當代女權主義運動對女性氣質神話的反抗”。這些作品一舉奠定了她在加拿大文壇的地位，讓她如明珠般發出耀目的光芒。
《永不停步》以1976年阿特伍德誕下女兒作為傳記的結尾，此時的阿特伍德已是近40歲的高齡產婦，但即便是在懷孕期間，她也沒有停止工作。她去劍橋做了一個關于加拿大文學的講座；在懷孕的第七個月時，她為《神諭女士》進行了最后的潤色工作；她還撰寫了一本面向中學生的歷史書籍《叛軍年代：1815年到1840年》（1977）。
如果說多年以前，在阿特伍德剛剛萌生創作念頭的時候，《紅菱艷》的寓意的確存在，她似乎不可能既當女人又當藝術家，要不然就會跳到飛馳的火車面前，撞個粉身碎骨，那么，當她成為母親，發現自己是那個既寫書又生孩子的女人，卻“未見到火車呼嘯而來”，此時此刻的阿特伍德已在藝術與生活中達到了某種平衡。
她和同時代的女作家一起，改變了“貼在男性藝術家和女性藝術家身上的傳統標簽”，她的故事也成為了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以來“女性作家集體敘事”的一部分。
賦予“加拿大”文化一種民族身份
沙利文在“序言”中指出，《永不停步》聚焦于阿特伍德文學生涯的早期階段，旨在思考“一個特定女性對她所在文化及其讀者所具有的意義”。全書視角宏闊，將阿特伍德置于加拿大社會、政治和文學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展示了她的成長環境以及塑造她的“文化及其創作思想之間”的某種關聯。
阿特伍德在開始其職業生涯時，她的國家尚處于“殖民主義的冰封之中”。加拿大雖在1867年脫離大英帝國，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但它始終無法擺脫宗主國的陰影，再加上臥榻之側的美國虎視眈眈，加拿大如同“大象身側的老鼠”，處境極為尷尬。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被無休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所困擾，其文化焦點地位遭到動搖。美國社會也充滿了動蕩不安：政治暗殺、芝加哥民主黨大會、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等頻發。英美兩國的局勢促使加拿大重新審視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思考自己是否愿意不加批判地接受外來的社會和文化模式。
學術界通常將20世紀70年代稱為加拿大民族主義的開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紀60年代世界范圍內反殖民活動的結果，與加拿大百年慶典的浪潮相吻合。這個時代見證了加拿大激進的政治變革、自我意識的蓬勃增長以及文化發展的欣欣向榮。
加拿大人開始認識到他們也有屬于自己的文化，而文學的目的是“賦予文化一種民族身份”。阿特伍德早期的寫作階段呼應了加拿大文學發展的關鍵時期，事實上，她作為作家的成長與20世紀60和70年代加拿大的“文藝復興”不謀而合。
紀錄片《野性加拿大》（Wild Canada，2014)畫面。
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阿特伍德便已開始認真思考加拿大的國家身份以及自己作為加拿大人的身份。她深刻地意識到國際社會里的加拿大人與男權社會里的女性之間的相似之處：他們似乎都是“隱形的”。她在深入研究加拿大文學之后發現，加拿大并非如當時學術界討論的那樣缺乏文學傳統，而是本國作家得不到應有的關注。
大家總在潛意識里覺得加拿大文學是對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的低劣模仿，因而是次等的，這與加拿大長期以來的殖民地心態有關，殖民主義造成的“文化自我貶低感和微不足道感”阻礙了加拿大文化藝術的發展。
阿特伍德認為，所有的創作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加拿大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并不同步，作家的職責就是對其進行調和，讓景觀和感知“以一種加拿大本土的方式焊接在一起”。
基于上述觀念，阿特伍德將助力“加拿大”文化項目視為她的公民義務。1970年，她受邀加盟阿南西出版社編委會，策劃一本概述加拿大作品的手冊，旨在改變加拿大人對自己文化的冷漠態度，這就是后來轟動全國的《生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
這本文學小冊子將“生存”作為加拿大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關鍵比喻和主題，凸顯了加拿大這個后殖民國家所面臨的困境。“生存”主題彰顯了民族文學的獨特性，通過將文本看作深層文化敘事的表現形式，促成了文化整體感和統一性，進而定義了加拿大的文化和文學共同體。
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版的小說《浮現》以加拿大荒野為背景，描寫了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人身上的沉重壓力：兩種對峙的語言之間的不斷拉扯、滅絕的威脅、身份的不確定性。阿特伍德創造了一種以加拿大為中心的敘事，從各個方面展現加拿大的歷史、現狀、獨特的民族特征以及對歸屬感的追尋。
在阿特伍德那一代人的努力之下，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加拿大作家有了相對明確的文化歸屬。曾經被諾思洛普·弗萊失望地稱為“長在想象力根基處的凍瘡”的殖民主義思想已然融化，充滿自信的本土文化隨之出現，加拿大文學經歷了“從寂寂無聞到被世人認識并在國際文壇占據一席之地”，阿特伍德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有學者認為，阿特伍德早期的文化批評可以被視為“后殖民驅動力”的反映，即“通過建構一致的文化或文學展現一種自主的民族身份”。對于阿特伍德來說，創作的行為無疑是一種在社會背景下創造意義的過程，她的作品揭示了藝術話語與社會和文化權力結構之間的關系。
如果說19世紀末的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是一場復興在幾個世紀的殖民征服中被摧毀和被拋棄的文化和文學的斗爭，那么阿特伍德所代表的加拿大人的文化民族主義關注的是一種尚未被完全建立或書寫的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講，阿特伍德無疑是鍛造民族意識和文學意識的積極參與者。
踐行藝術家的社會責任
阿特伍德從來不是一個只會躲進書齋從事創作的作家，她把目光投向廣闊的世界，以飽滿的熱情投身于時代的洪流。她認為藝術家應該積極地塑造社會，并毫不吝嗇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抨擊時弊，抒發對各種問題的見解，希望以此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永不停步》記述了阿特伍德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活動的廣泛支持。1973年，她協助丈夫吉布森創立加拿大作家聯合會，目的是保護作家，使他們能夠以文學創作為生。到1974年吉布森擔任主席時，會員超過了200人。1981年至1982年，阿特伍德擔任作家聯合會主席。
1984年，在阿特伍德夫婦倆的大力協助下，英國-加拿大筆會中心成立。1984年至1986年間，阿特伍德擔任國際筆會主席。20世紀90年代，她參與了關于聯邦制和是否承認魁北克為獨立省份的辯論。
阿特伍德為加拿大的各種政治議題代言，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審查制度、版權法、反淫穢法和婦女地位問題。她積極聲援各項事業，如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加印鄉村援助協會等。
阿特伍德還是個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她身體力行支持環境保護事業。或許是因為10歲之前與家人在加拿大北部叢林共同生活
的經歷，阿特伍德對荒野有著揮之不去的迷戀。
她早期的作品癡迷于“荒野”意象：《圓圈游戲》對城市和荒野進行了對比；《蘇珊娜·穆迪日記》描述了穆迪夫人對荒野愛恨交加的心理；《浮現》里的北方荒野正在遭受各種各樣的戕害……沙利文在“后記”中記錄了阿特伍德于1987年參加的“拯救蒂莫加米荒野”運動。
《浮現》，[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蔣立珠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3年7月。
蒂莫加米荒野是安大略省在北緯50度線以南最大的荒野地區。參與者需劃獨木舟穿越荒野地帶的水域，親眼考察伐木業對環境的影響。雖然此次活動極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危及生命，阿特伍德絲毫沒有退縮，帶著11歲的女兒欣然前往。
活動結束后，她為《多倫多星報》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北方真正的脆弱和瀕危地帶：壓力下的蒂莫加米荒野》。阿特伍德在文中指出，安大略政府打算將集材道路擴建至蒂莫加米的荒野，這個計劃一旦實施，整個地區的生態平衡都將受到嚴重威脅。她希望加拿大人行動起來，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讓這塊土地保持荒野的原狀，不要被經濟利益沖昏了頭腦。
阿特伍德將她的生活態度融入創作理念，讓書房外的世界和書內的天地互為印證。她在20多歲的時候便已開始撰寫有關物種大規模滅絕的文學作品。在短詩《洪水之后，我們》（1964）中，極地圈融化，地球被水淹沒，唯有的兩個幸存者“我”和“你”目睹了災后的景象。
在《可以吃的女人》里，化學煙塵把好幾英里內的樹木都熏死了，到處是一片荒涼。《浮現》描述了人類對動物的屠戮，以及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在《人類以前的生活》（1979）里，有毒物質四處擴散，廢氣源源不斷地排放。《使女的故事》刻畫的基列國空氣中布滿核輻射、放射物體和化學物品等污染物，海洋漁業已不復存在，河水里充斥著有毒成分。毫無節制的開發造成了地球的毀滅性災難，人類將自己逼入了絕境。
災難之下，作家何為？在“再版序”中，沙利文以《使女的故事》為例，指出阿特伍德一直在試圖利用自己的作品對人類提出警示。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不公、權力差距以及人類對自然的野蠻行徑，阿特伍德時常追問“何以為人？我們是否當之無愧？”等問題。她在作品里探索宇宙的奧秘、探討生而為人意味著什么。
在阿特伍德看來，“人”是一種必須努力達成的狀態。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中，人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然而，千百年來，人類卻因狂妄自大而無法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被自己掌握的技術蒙蔽了雙眼，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卻無視正一天天惡化的自然環境。沙利文說，阿特伍德的書中不乏問題的答案，然而，似乎沒有誰會及時聽從她的警告。
《永不停步》以敏銳的筆觸，將阿特伍德完美地融入了她那一代文學創作者的敘事中,通過女權主義和加拿大民族主義話語的棱鏡折射出阿特伍德的成長軌跡，描繪了一個在堅持中成長、在成長中堅持的加拿大女作家形象。每個作家都是特定文化中不可分割的個體，都有自己的心理、情感和對經驗的反應。
阿特伍德的特殊經歷，包括她所體驗到的自然、社會、文化和語言影響的整體復雜性，賦予其作品某種生命力的火花，給予她在思想和道德問題上的獨特性。這些經歷不斷復刻在她的創作中，讓它們穿越歲月，在不同的時代里譜出華彩篇章。身為作家，阿特伍德為她的時代寫作，也為所有的時代寫作。時至今日，她一直在拓展著創作的邊界，永不停步。
撰文/袁霞
編輯/荷花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