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編 | 王青
今天，人們對“效率”的癡迷早已彌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公共生活領域，各類高效工作法與時間管理工具成為都市青年囊中必備之物。譬如番茄工作法、青蛙理論、GTD工作法長期流轉于工位之間。離開了工位，進入私人領域，我們依舊無法擺脫“效率”幽靈。刷劇要倍速、做家務要聽播客，連餐廳等位也不忘快速回復幾條微信朋友圈。
現代人為何如此癡迷“效率”？在新近出版的《效率崇拜》一書中，作者賈尼絲·格羅斯·斯坦以公共教育和全民醫療保健等公共產品為切入點，為我們檢視了后工業社會中的“效率”迷思。
斯坦指出，效率的原本含義是“盡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有價值的目標。”因此，效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來實現有目的的手段與方式。當效率本身成為目的所在，被賦予固有價值，甚至被認為是公共生活中首要目標的時候，效率崇拜就形成了。在斯坦看來，當下社會對效率的迷信不僅轉變了國家角色，也形塑了人們對選擇權及公民責任的看法。
以下內容摘編自《效率崇拜》第一章部分內容，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效率崇拜》，[加拿大]賈尼絲·格羅斯·斯坦著，楊晉譯，三輝圖書 | 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
效率崇拜：
從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
對效率的需求比比皆是。在我們的私人生活里，公共生活中，富貴階層，赤貧社區，要求效率的聲音不絕于耳。為了確保我不是在想象中處處聽到或讀到“效率”二字，我裝備了一臺嶄新的高效的電腦，里面配備了一個更高效的全新搜索引擎，借此我在眾多廣受尊敬的已出版文獻里搜索“效率”這個詞。1990年關于效率的索引有8527條，到了2000年，已經超過5.5萬條。由此看來，在過去10年里關于效率的寫作增長了近700%！
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曾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評估該省高中后階段教育機構的行政運營情況。最近出臺了一份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該省的大學是加拿大大學中行政運營開支最少的。此報告認為，安大略的大學總的來說是高效率的。在哪些方面高效呢？我很納悶。它沒有就這些大學提供的教育質量給出數據，也并未發問，與行政成本相比，大學給予學生的教育該有多好，才能讓安大略的學生以及公民得出成本效益高的認知？它并未發問，在哪些方面高效？為了誰而高效？它只看重低廉的核心行政成本，以其為固有目的，并將其定義為效率。
這種把效率視作本身固有目的的癡迷并不限于局部一隅。在與加拿大遠隔重洋的索馬里、盧旺達、塞拉利昂和蘇丹，非政府組織（NGO）正在為數百萬流離失所、深陷暴力沖突的人們提供食物、水以及基本的醫保服務。最近對非政府組織進行的研究幾乎清一色地在呼吁他們“做事情”應該更加高效。但是一位經驗老到的加拿大觀察家挖苦說：“比什么效率？要比福特汽車公司效率高嗎？還是要比日本交通部效率高？”在不同的人類活動圈效率顯然會有不同的含義，衡量的標準是相對的，取決于所處的環境。
紀錄片《美國工廠》（2020）
效率的量度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在什么方面有效率？緊急情況下的快速應對，恢復安全的供水和清潔的飲用水，搭建應急醫療帳篷，預防流行疾病，提供急需的食物，幫助飽受戰亂之苦的社區重建非政府組織能高效地完成這些任務嗎？它們中的每一項都需要各種統籌安排，需要招納各類專業人才以及調動不同種類的資源和行政支持。非政府組織在世界上最危險的一些地方承擔起了本應是政府承擔的傳統職責，如果我們想理性地評論它們的效率，必須先了解它們想完成什么。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結合它們所面臨挑戰的難度和所制定的目標來衡量它們的行政成本。
在了解非政府組織想要完成的目標之后，我們還需要了解它們完成目標的質量是否足夠好，效率是否足夠高。如果我們只把非政府組織的行政成本看作總耗費的一部分很多人作如是觀，我們的分析就有謬以千里的風險。更讓人不安的是，這種效率的分析法會嚴重扭曲非政府組織的規劃安排，因為他們會被誘使著去降低行政成本，不顧當前任務的難度。事實上，降低行政成本會危及非政府組織在極度危險的環境里安全、妥善工作的能力。不理解非政府組織更大的目標，不理解它們完成任務的好壞，僅僅發問“非政府組織有效率嗎？”這無異于截去了一部分重要的討論內容。
如同我們可以預料的那樣，效率的話語不僅滲透了私有的和非營利的區域，也進入了公共部門。在公共領域里，我們越發把自己視作“消費者”，我們的領袖們和我們的公共機構亦如此看待我們。作為消費者，我們期望政府和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能高效到位，期望我們的“付出能有回報”付出的可是我們自己的錢。我們同樣期望就好比市場條件下的消費者一樣能對享受到的服務表示滿意。市場的話語已逐漸延展至公共領域。
各種案例不勝枚舉。最近參議院社會事務委員會敦促工作重心從社會開支轉移到“社會投資”上來。該委員會的用詞令人印象深刻：委員會成員們盡力描述了一個社區的愿景，強調社會正義對加拿大公民的重要性。然而他們非常刻意地選擇使用“社會投資”這樣的話語來宣傳大都游離于市場之外的價值觀。該委員會的報告是以企業家的慣用語和市場的隱喻寫就的。
最近有一些對維系公民、 創建社區的社會紐帶的分析，其中不乏類似的詞匯更替。哈佛大學的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認為，公民參與，即公民們聚集在公共空間參與到公共話題里來，是創建“社會資本”的先決條件社會資本指的是對信任和互惠的期望，這對民主政府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同樣，此處的用語讓人大開眼界：構建社區所需的密集關系網絡成了“資本”，也就是一種可以耗盡或者可以積累，可以高效投資也可以荒廢的資源。這樣的意象作為公眾性情的度量頗有揭示意義：效率語言被用來保衛社會。不知什么緣故，使用市場的語言比使用社會和公共空間的語言更容易被人接受。
《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美] 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著，王列/賴海榕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如果說關于效率的話語隨處可見在私人生活里，在非營利的領域里，在公共生活里，那么作為概念的效率使用的場景則大不相同、內涵迥異。正如前文所說，效率并非新的概念，而是可追溯到古代，那時候市場的重要性還無法與國家匹敵。理順效率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含義有助于我們抓住那些仍穿插在公共討論中的線索。我認為至少有三條重要的線索：效率在客觀角度下被視為富有生產力的機器，在主觀角度下被當作內心的滿足，以及在國家無能為力時，市場發揮效率的可能性。我們當前的效率討論正是由這三條線索編織而成的。
辨析“效率”：
富有生產力的機器
現代效率概念的發端，正逢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精神興起和18世紀英格蘭商業活躍之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觀察了工廠里的別針生產過程之后明確地使用了這個概念。別針的生產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比如剪線、磨尖、拉直等。斯密計算過，如果由一個工人來完成所有的任務，他一天最多能完成20枚別針。然而如果把這些任務分配給不同的工人，工廠里的每個工人平均每天能生產4800枚別針。斯密揭示了市場和勞動分工帶來的巨大效率提升：
市場的存在促成了勞動的分工，其偉大之處在于我們可以把分工做到非常細致。一個鄉下的工匠可以是馬車工匠、房屋木匠、廣場建筑工或者是一個制櫥柜的、雕木頭的，每一件這樣的活計在城里都可以成為單獨的生意。
斯密并未擔心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會影響集體利益。他著書立說于工業革命早期，非常有信心通過市場的作用,即通過那只隱形的手把個人自我利益追求和集體利益和諧地統一起來：
我們享用晚餐并非仰仗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善意，而是仰仗他們對自我利益的考慮。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他們的人性，而是他們的自愛，與他們的交流也絕不要談及我們的生活必需，而應該談對他們的好處。
個人的邪惡成了公共的品德。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卻能讓集體控制個人的過度欲望，提升公共利益。
亞當斯密的思想是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是對公共產品思考的分水嶺：公共產品可以通過市場里高效的私有交換來獲取。隨著工業革命和生產自動化的到來，效率完全地嵌入了公共意識以及公共話語之中。
工業革命。圖源網絡。
雖然我們把效率的概念和現代生產以及機械時代聯系起來，但它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是公共討論的一部分了。在古希臘人眼里，效率是政治和社會運轉的方式，而不是目的。遠在工業革命出現之前，柏拉圖已經就勞動分工提出了一個論斷，乍一看與亞當斯密的觀點非常相似：“如果每個工人都只做適合他的工作，就能完成更多的任務，而且完成得更加出色和輕松。”不過柏拉圖在勞動分工的分析上與亞當斯密的差異性遠遠重要于他們的相同之處。在柏拉圖的理想世界里，根據理性或者說正確思考的推斷，每個人的角色都是源自其與生俱來的個體天然差別，這些差別決定了每個人適合某種特定的任務。柏拉圖的勞動分工說指的并不是個體參與有效的交換，而是指人力資源的有效組合和使用，以期接近那理想的國度。每個公民通過扮演其在社會上最有效的角色就會變得道德高尚；理性的最高力量決定了每個個體適當的角色，當個體接受了其角色后，社會就極為接近理想中的樣子了。在柏拉圖的設想中，效率的目的就是道德：效率是政府通過理性而實現的美德，效率的目的就是美德和公正。勞動分工帶來的效率概念里內嵌的是一個責任概念，即公民對的責任，對政治社區的責任，以及對公民的責任。效率思考與價值觀以及責任密不可分。這個概念與現代的效率崇拜反差之大，沒有哪個其他概念能與此相提并論。
三個英語單詞，“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efficacy”（效力）皆來源于拉丁語動詞“efficere”。這個詞包涵了效率的各個維度，并未脫離大語境而集中在單一方面。“efficere”從拉丁語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帶來改變，實現目的，產生效果”。只有在現代我們才會把效益、效力和效率分開，必然的結果是我們的公共討論變得斷裂而貧乏。
隨著現代科學革命性地改變了我們對自己、對人與自然關系，以及對我們自身的可能性的觀感，效率的概念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它起始于12世紀，延續直至天文學思想勃發的16世紀，那時伽利略對時間和運動的研究為之后把人視作機器的觀點埋下了種子。這種人即機器之說與機器的發明和繁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些機器包括機械鐘表和印刷機，有著精確度量、標準化且可更換的零部件。
機器的發展和改進拓展了人類可能性的邊界，先是要控制，而后要統治自然，并且激活了關于效率的討論效率能提高生產力，能以同樣的成本幾乎無窮無盡地生產越來越多的產品。“只有一種高效的速度”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精妙的機器神話分析中如是說，“只有一個吸引人的目的地，；只有一個想要的尺寸，；只有一個理性的量化目標，。”機械世界觀造就了用來描述可衡量、可量化以及可生產之物的語言。機器越發接近人類，而人類越發接近機器，結果是工業革命時期出現了新的工廠語言。漸漸地，這種語言滿溢出來，滲透到我們對自己、對工作管理的描述里，最終滲透到對國家本身的描述中。
《技術與文明》，[美]劉易斯·芒福德著，陳允明 / 王克仁 / 李華山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年8月。
19世紀早期人體能量的研究者們認為人是超級高效的機器。德國生理學家埃德蒙·蒙克（Edmund Munk）認為“人體馬達”與其他機器相比是“最完整的力學機器”；其他機器熱能轉化為動力時消耗達90%，而人體在做功時只使用了40%的化學物質。這些19世紀的生理學家指出，在“最省力法則”人體能量轉換的內部節約原理的作用下，人體能夠達到極高的效率。
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工作的奧古斯特·肖沃（Auguste Chauveau）仔細研究了人體肌肉的工作機制，研究出生理學的“最省力法則”。他認為，收縮的肌肉擁有“肌肉特殊的、絕對完美的彈性……適用于肌肉做功所期望的功能性目標的結果”。肌肉做功的節約性暗含著效率原則，這使得“人體馬達”總是能選擇“最節約的過程”。這些人體能量的早期生理學研究使用的語言和意象讓人印象深刻。人體宛如一臺機器，一個人體馬達，但是比人類制造的任何機器都更為高效。這些19世紀的生理學家告訴我們，在我們的人體內有一個轉換能量為做功的高效系統。效率并非外部強加而來，并非異類。我們的效率是固有的、天生的、非凡的。效率是我們的屬性；從“我們的屬性”到“我們的身份”，這是自然的進階。
一旦我們開始把人類視作天然高效的機器，就離管理科學當代社會發展的中心環節不遠了。科學化管理的根源可以上溯到19世紀機械工程師們進行的數學和技術運算。工業革命時期熱力機器重要性的日益凸顯賦予效率研究以精確性。工程師開始用“效率”這個詞來表述機器產生的無用能量與有用能量比。他們借用早期的物理學法則，把“有用”這個詞引入了描述效率的詞匯里。“有用性”這個概念里內嵌的是一種價值判斷。
與這些早期的機器效率研究并行的是對人體機器的分析。研究人體馬達工作效率的生理學家開始了對時間和運動的闡析。他們通過計算每個單位功所需的能量和時間，把功分解成可衡量的最小單位。雖說他們的計算早已過時，但個中原則對今天研究時間管理和生產力的學生而言并不陌生。
工業場所的科學管理帶來了新的福音，20世紀伊始時，宣揚這份福音的最著名的講道者是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站在廠房里，手里拿著紙和時鐘，觀察著工人們，心中篤信每個工人的每個行為都能被歸納為一個機械原理，然后可以提高效率。泰勒認為，更大程度地“保留”人的精力，可以讓一個工廠或公司的產出最大化。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更富成效，勞動的成果也可以分享，這樣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就會趨于一致。卓別林曾在他的經典電影《摩登時代》里入木三分地諷刺了裝配生產線以及工人們受到的壓榨。
電影《摩登時代》。
生產力是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巖。生產力高的經濟體可以為它們的國民增加、創造財富。比如，在加拿大我們就三番五次被告知我們的生產力比南邊那個鄰居更低，如若我們想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就必須提高生產力。但是生產力的含義到底是什么呢？研究人體能量的生理學家們肯定會覺得這個問題不難回答。
我們對生產力的思考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不過這兩方面都是基于同樣的原理。當某個有用的產出一蒲式耳大麥、一臺計算機、一個大學學位通過降低投入而實現時，生產力就提高了。比方說，如果我們采取成本比教師薪酬更低的遠程學習技術，為同等數目的大學生提供與先前同樣的教育，使用的教師數量卻更少，那么大學的生產力就得到了提高。你可能注意到了考量生產力時使用的關鍵詞“同樣”。理所當然的，要理解“同樣”的含義，而且要對質量進行衡量，這是個隱蔽的卻又極為重要的挑戰。
如果同樣的投入能帶來更大數量的有用產出，生產力也得到了提升。同樣成本、同樣大小的教師團隊若能為越來越多的學生提供同等質量的教育，其生產力也改進了。同樣預算的醫院若能治療更大數目的病人，而且效益等同于治療小數目的病人，生產力同樣提高了。還請注意效益與生產效率的內在關聯如果我們不先理解效益就無法理解效率。當人們更充分地使用手里的資源，包括他們的時間，在保證質量的同時提高了工作成果的數量，就提高了生產力。
管理科學考察的是人們怎樣利用現有資源，或是多種資源的不同組合，以實現工作成果的增加。時間—運動研究，工作空間的重組，責任的重新分配這些都是在研究現有資源的使用，以確定提高生產力的方法。一個多世紀前開始研究人體能量的生理學家們做的也是同樣的事情。比如他們就飲食和營養在提高勞動生產力時發揮怎樣的作用而進行辯論。他們發問，哪種飲食讓工人表現最佳？德國生理學家們的注意力指向了工人飲食中蛋白質的匱乏，他們想知道英國工人含肉和小麥粉面包的飲食是否可以用來解釋他們卓越的生產力。這個爭議最終導致了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著名的“面包與土豆” 辯論，當時生理學家們通過計算，得出結論：碳水化合物的飲食應包含大約70%的面包和30%的土豆和蔬菜。他們懷疑，提高面包在飲食中的比重能提高工人的生產力。現代管理傳統與這個早期的研究在思想上可謂一脈相承。
生產力概念的發展與效率分開進行，但又緊密相連。比方說，我們可以通過吃更多的食物提高生產力。生產力上去了，卻并不意味著效率就一定會增長。生產效率更為苛求：它要求投入的成本在這個例子里指的是生產更多產品的工人們的飲食保持不變，不過各種投入的混合方式可以改變。如果要保持效率，面包的花費不會比土豆高。或者在一個更為嚴酷的世界里，生產效率要求生產保持不變，但是工人飲食的成本要降下去。在加拿大，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都在要求衛生保健部門在提供同等數量的醫保服務時削減餐飲成本。
生產效率分析有賴于對完成某一單位生產任務所需資源的成本進行量化、測量以及比較的能力，還有對所完成工作任務的量和質進行測量和評價的能力。測量的任務要求很高，不過如果市場定價可以當作這些復雜的測定手段的替代物的話，測量的任務是可以操作的。價格的比較很容易：我們知道一條面包和一蒲式耳土豆的價格，就能輕易比較其成本。生產效率分析往往會忽略許多未能預期的后果，包括生產的過程以及產出的商品和服務。盡管如此，在生產市場所需的私有產品時，這種評價既可行又能反映問題。當我們將生產效率的概念應用在公共產品上時比如醫保、教育、安全的水、良好的政府就會發現，此處的挑戰相當艱巨。如何測量和比較柏拉圖式高尚居民或者其公正的政府的產出？這恰恰是20世紀初的改革者們奮力嘗試解決的問題。
如果效率的概念可以應用于人體機器、工業機器以及工業工人，那么從邏輯上看自然也可以拓展應用在政府上。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美國，地方政府的腐敗和無能讓改革者們大傷腦筋。在教育領域，市政廳政治控制了學校管理者的人選，用于支付給學校建設及教師的資金則是當地政府政治派系角逐纏斗的目標。黨派政治以及“首腦控制”控制了教育、市政服務以及城市居民所需的其他所有地方公共產品的議事日程。被這些腐敗現象震驚了的改革者們認為，地方政府的無能和失敗是黨派斗爭和機器政治的結果，是錯誤踐行民主的結果。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要求一個高效的政府。可別以為我們當前公共生活中語言的市場化是個新鮮事物，或者認為效率語言是最近才提出來的，市場術語在公共領域的使用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存在了。
在效率的名義下，改革者們要求由一個獨立的、無黨派的、擇優選用的機構提供市政服務。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曾提出政治和行政之間應該涇渭分明：雖然當選官員理應在一個民主社會做出重要的政治決定，但是公共產品的供給卻應由專業的行政人員管理。在美國有五十多個城市成立了市政研究局有些是私有的，有些是準公共性的。于1907年創建紐約市政研究局的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曾驚恐地抱怨：“幾乎無一例外，所謂的改革政府都強調美德而不是效率！”可想而知，如果柏拉圖地下有知，會如何看待這句怨言。艾倫的研究團隊會站在路邊，觀察市政職員們填補街上的凹坑以及設計改善效率的方法。更切題的是，該局的職員們有先見之明地把效率視作責任的必備前提。我們隨后會看到，他們沒有認識到效率與責任相遇的那片土壤地形的復雜性。
威廉·艾倫
改革者們認為，民主政治需要的不僅是對社會目標的積極回應，更需要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實現那些目標，即設立擇優選用和理性行政管理的機構。改革者們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羅斯福新政期間涌現了許多專業的、擇優選用的機構，它們改變了美國和其他地方公共產品的提供方式。效率的援用是為了躲避政治，為了使基本公共產品服務去政治化。在擇優選用的機構里，理性和效率并行。換句話說，公共服務領域已經成為理性和效率的常駐之地，與天生腐敗、低效率、非理性的政治世界隔絕。效率和理性超脫政治之外，這只有依照最高的行政管理標準才能實現。世界各地的政府今天能夠為它們的公民提供公共產品，其中很多項目的開發和執行到位，都歸功于這樣的行政管理理念。公共產品服務一大創新就是正式預算程序和績效制度的引入，這是在公共市場創立之前國家發生的最重要的變革公共市場則是如今后工業國家里正如火如荼進行的革命。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對于我們中間一部分人而言是不難感受到的，他們生活在21世紀晨光熹微的年代，正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法理型高效政府實驗實施百年之后。著書于20世紀早期的偉大的社會學家韋伯，認為國家與其他所有機構迥然不同，因為它的威壓是合乎法制的。在他提出的三種理想類型之一即法理型國家里，合法性要通過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制度才能發揮作用后者的中心目標就是提供自上而下、理性高效、制度統轄的管理方式。“官僚制度”這個詞居然與理性和效率發生聯系，這在我們這些后工業時代的人聽來，就變得如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夢游仙境》里所說，越來越古怪了。
我們當今的討論已經背道而馳。當代的改革者們指責說，公共領域因其與充滿競爭力的市場領域隔絕，而且不受生產效率壓力的掣肘，已經成了滋生低效率和非理性的溫床。同樣的公共領域官僚機構現在已經成為公共產品高效服務的障礙，而不是解決方案。改革者們認為，真正的解決方案不是政治，不是被特殊利益挾持的或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官僚機構，而是允許公民們自由追求個人利益的市場。效率之軸從其外在客觀標準那里脫離開來，開始轉向作為消費者的公民們的內在滿足感。
理性的“傻瓜”：
從內在滿足到理性選擇
市場是一個社會系統，在市場中的個體通過與他人交換只要這種交換符合雙方利益來追求個人利益。比如說，我喜歡冰激凌，但手里只有蘋果，而你有一品脫冰激凌卻喜歡蘋果，我們就可以交換，而且彼此都會更加開心。蘋果也許對我來說更好一些，可我真的喜歡冰激凌，這點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一個市場里，人們根據自己的定義方式追求著個人利益，用的是內在的標準，而不是外在的。理性的個體增加他們的福利時就會做出高效的選擇。所有市場模型的中心理念在于，能做出理性選擇的人們之間自愿進行交換，這是實現效率的最佳途徑。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發現早期的個人利益計算是在希臘哲學家們那里發展起來的，彼時的市場棲身于國家的陰影里，而個人利益計算很少涉及交換或商業價值。希臘人享樂主義的演算是邊沁式功利主義幸福考量的前身。
18世紀和19世紀的功利主義者們在筆下借用了享樂主義的演算對柏拉圖進行撻伐。他們認為政治的中心是利益、快樂和福利，而非柏拉圖所說的，福利的中心是品德。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指出，自然以及理性的行為皆由愉悅和痛苦決定。人們總是想著把快樂最大化，把痛苦最小化。這是用效用來替代快樂和痛苦的一小步。后來功利主義者們的觀點進一步發展，任何給人帶來滿足的目標都包含在內。效率開始向內部轉移，對價值緘口不語，對目標保持中立，對方式卻滔滔不絕。它對價值緘口不語是因為重要的是我認定什么有價值，而不是什么對我有利；它對目標保持中立是因為重要的在于我的滿足感是否增強了，而不在于要達到什么目標；它對方式滔滔不絕是因為在給定價值和目標的情況下，我能否做出高效率的選擇，這才是唯一能夠評價的。隨著話語的轉向，我們來到了現代。
杰里米·邊沁
作為效用性或滿意度最大化的效率與用來描述生產力增長的效率迥然不同，但兩者在公共話語中經常被混為一談。生產效率需要某些外在的標準如工人們平均每天能生產多少個別針，而功利主義的論斷依靠的是內在標準滿意度、效用性。也許在我們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卻大幅度削減了效用。舉個例子，以同樣的成本我們可以比10年前燃燒更多的煤炭以產生更多的能源，但是因此而來的霧霾籠罩使得鄉村的樂趣大幅降低，如果對我們而言鄉村的樂趣比生產力提高更為重要，那么效用就被削減了。如此一來，生產效率的增加就是低效率的。用個人利益追求定義的效率概念比經濟學家們用來解釋經濟增長的“生產效率”要寬泛得多。兩者根本無法對等。
這種效用性最大化的概念嬗變為當代的理性選擇概念。用以主宰當今人類行為分析的至高設想是，個體有偏好并且一般會做出理性、高效的選擇以使這些偏好最大化可以方便地把它們歸納為效用。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度假時必須在兩個酒店之間選擇一個入住，我會對我的偏好進行衡量，比較每個酒店可能的成本和優勢，然后理性地選擇那個最有可能最大化我的滿意度的酒店。即便實際上我們很少有人會這樣做出決定（確實大部分人不會），但這個理性決策制定者的形象已然矗立在市場動力學的核心位置，而且也會逐步地進入我們對公共選擇進行分析的中心地帶。
事實上，現代對理性的思考已經縮小到對理性選擇或曰效率的思考。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尖銳地指出，理性選擇模式把人塑造成為“理性的傻瓜”，他們無法在價值觀、利益、情感和承諾之間進行甄別。從柏拉圖到笛卡兒，沒有人會承認這種理性的形象。換言之，效率的令狀已擴大至能納入理性的地步。
《超越功利主義》，[印度]阿瑪蒂亞·森/[美]威廉姆斯著，梁捷 / 趙亞奎 / 王軍偉 / 李華芳 / 劉云雁 / 李晉 / 黃雄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理性高效選擇的概念已經從個體公民遷移到市場里的消費者，再到國家的領導層。無論主題是預防一場核戰爭還是一次惡劣的種族暴力，學者們都會使用理性高效選擇的概念來解釋領導者們做出的決定。
如果每個個體都把自己的效用性考慮最大化，社會會變成怎樣？邊沁的思考直接從個體轉向集體我們后面會發現這樣做會帶來很大的難題，他把幸福描述成政治之不合格目標。邊沁指出：“這個原則表明，對所有那些利益攸關的人而言，他們最大的幸福就是人類行為正確而且合適的目的，或者說是唯一正確、合適以及放之四海皆準的目的，這里指的是所有情況下的人類行為，尤其指行使政府權力的某個官員或者是一系列官員的行為。”對政府的評判可以通過其產出幸福的能力，或者說能否讓數量最多的人群將快樂最大化，將痛苦最小化。邊沁的結論是，衡量一個好政府的標準在于“其增加共同體幸福的傾向是否大于其削減共同體幸福的傾向”。
與之前發揚亞當斯密思想的前輩們不同，邊沁對自由市場為最大數量的人群最大化幸福的能力表示擔憂。他承認極端的不平等會抑制幸福的最大化，因為富人從收入的某一幅度增長中獲得的愉悅增長遠低于窮人們的體驗。邊沁提出了時至今日非常著名的邊際效用遞減說：食用油價格降低當然是通過生產效率得以實現的 的意義對于一個住在最窮困街區的開羅人而言遠遠大于一個住在吉薩的富商。邊沁切中的是效率概念中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只有不再可能通過降低某一個人的滿意度來提高另一人的滿意度時才能實現集體效率。邊沁所提的外部標準到內部標準以及個人到集體的轉換的觀點在當代效率思考中仍占據中心地位。對個體滿意度的強調賦予個體以能力，而第二點個人效用最大化到集體效用最大化的轉換難度非常大，而且充滿悖論。此類悖論之經典案例就是選舉。
除非我在選舉這件事上獲得了滿足，不然的話要我耗費資源去選舉站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我的選票是不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除非我在2000年11月的時候居住在佛羅里達州。如果我還得翹班去選舉站的話，選舉就更不可能增加我的生產力。悖論在于，如果所有的選民在效率計算時都這么想，那就不會有人投票，民主選舉也會消失。個體有效的以及理性的決定往往會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結果。我倒可以通過精確計算知道有足夠多關心選舉的加拿大人他們珍視民主以及投票權的行使會去投票站。我待在家里也很篤定，民主能在加拿大存活，我的計算會是對的，我可以樂得輕松。
讀者諸君會注意到，如果我重視投票行為本身的話，這些悖論就會消失。還記得嗎？如果被用作內在標準的話，效率會對價值保持緘口不語，對目標保持中立。當效率話語影響了公共討論時，個體對個人利益的理性追求和集體高效率結果之間的差距會導致公共產品服務出現周期性的嚴重問題。私有的利益會產生社會成本我待在家里不參加選舉，而社會利益則往往要求私人做出犧牲我要繳納更高額的稅，這樣我們當地的湖泊才能得到清理，恢復生機。這些“集體行為”的問題只有通過行使公共權力才能解決有時候甚至只是得到控制而已。
功利主義者們在談及普遍的個人利益追求時提出的不僅是經濟方面的論斷，也是一種政治上的訴求。我們當代人可能會覺得奇怪，那些功利主義者們居然是激進分子，而且許多人有積極推動變革的政治計劃。麥吉爾大學的阿克賽爾·范·登·伯格（Axel van den Berg）有如下精彩評述：
今天的我們幾乎不可能想象得到對有些人而言尤為如此，他們眼中的世界分裂成窮苦大眾和公司剝削者兩方曾幾何時“自由”市場的信條也具有如此深刻的屬性。但確實如此，而且是刻意為之。在一個自我約束的市場里，只要覺得合適，人們就可以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毫無被教會或國家干涉之虞……這個理想本來就準備讓人理解為一個顯著的的信條。
斯密和邊沁提出的普遍個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在過去是在現在仍是非常激進的。這些概念的初衷就是顛覆當權派的政治威權。有很多思想家，從亞當斯密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到當代對國家的批評者，都把個人利益追求看作遏制那些追求榮耀和光輝的君主、貴族和宗教權力最有希望的手段。伴隨著個人利益的追求滋生了“自由的”市場，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指出，這是“能抑制統治者們的獨斷專行和過度權力游戲”唯一可靠的辦法。有些人（比如亞當·斯密）認為留給政府的空間極小，而功利主義者們（比如杰里米·邊沁）則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對控制政府的“無生產力”的傳統精英階層進行攻訐。由此開始了一段輕聲哼唱的副歌，到了我們的時代這段旋律竟然發展到令人崇拜的高度：效率成了攻擊公共產品提供方即政府的暗語。
功利主義者的政治意圖還有一個元素，在我們當代人聽來也是一個不成調的音符。如果所有個體都有能力追求個人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天然都是公平的。政治歷史學家斯蒂芬·霍姆斯（Steven Holmes）睿智地指出：“只有少數人擁有繼承得來的特權，但每個人都有利益……所有個體都受個人利益驅動的說法其實就是讓普通人的地位普遍化。”任一個體的利益本身不比任何其他個體的利益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更為優越。
功利主義者的這個計劃賦予了個體更大的力量，而且對人類的能力高度樂觀。普遍性個人利益追求的概念基于這樣一種觀點：倘若能獲得所需信息，個體就有能力做出理性的或者是高效的選擇，或者說，我們最清楚什么對我們自己最有益。我知道在漫長的一天結束的時候，冰激凌比蘋果更好。這種對自我認知的假定顯然是論證人類自由、個體責任以及人類媒介與選擇的有力論據：它不僅能論證效率，也能論證效力。
無論個體作為個人利益驅使者的概念有多大局限性，也無論這個概念有多少缺漏，它確確實實產生了一種強大的樂觀意識和能力意識。個體有能力代表自己以及代表他們所在的社區采取行動，這是一個民主社會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我們需要這種樂觀與自信，我們能在公共產品這個問題上做出該有的判斷和選擇。作為公民，我們必須有效力意識。
原作者 | [加]賈尼絲·格羅斯·斯坦
摘編 | 王青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危卓
來源：新京報
起盛產美女的國家，相信大家都會想到烏克蘭或者俄羅斯。這兩個國家的美女確實很多，就連運動員的顏值都能比拼各國名模，但今天要講的這個國家不僅美女如云，還是一個旅行的好地方，是一個冰與火的國度。
冰島位于大西洋中脊之上，總面積10.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3.43萬，是歐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國家，也是全世界“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冰島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冰川和火山大范圍并存，因此被稱為“冰與火之國”。就連國旗的三種色彩都分別代表著火焰（紅色）、冰雪（白色）、大西洋（藍色）。
冰島經濟以漁業為主，耕地不到總面積的1%。冰島人有著世界上最好的三文魚和熏鱒魚，但是由于缺乏食材，當地人也缺乏對食物的想象力，食物的做法千篇一律，主食西餐，最喜歡甜食。
人口只有30幾萬的冰島以漁業為主，由于景色奇跡，這里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游客爆滿到需要立法“控量”，當地居民向游客出租房屋就有著不錯的收入，加上其他的收入，人年均收入超40萬元人民幣。
冰島福利基金雄厚，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制度完善。全民文化程度較高，早在100多年前就已消滅文盲，實行10年免費義務教育。放眼全世界，冰島國民擁有最高的識字率。
冰島大小溫泉有200多個，國民天天都能泡溫泉，最出名的是藍湖地熱溫泉。藍湖地熱溫泉位于冰島西南部，是世界頂級療養勝地。溫泉四周一片冰天雪地，而湖里冒著熱氣。有許多途徑雷克雅未克的旅游者，利用轉機的幾個小時空閑，專程坐車到藍湖。
雷克雅未克是冰島首都，也是最大的港口城市，全國36%的人口生活在這里。這里布局勻稱和諧，沒有摩天大樓，住房多小巧玲瓏，風格各異，色彩也都不同。俯瞰整座城給人風情濃厚，寧靜優美的感覺。
這里有著世界上最純凈的空氣和水，以及最好的溫泉，相比于其他的北歐國家，冰島看來很原始，人與自然非常地貼近。除了以上這些，當地還有許多美女，男女比例為1:2，也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國家，女人隨便的不像話，法律還允許同性婚姻，立法后女總理就跟一個女人結婚了，成了世界上首位同性婚姻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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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河十九醉（組詩）
《在洋河酒廠發酵車間》
將紅高粱煮沸，倒入發酵池，
蒸餾出來的歷史，滾燙，綿柔，
能寫馨香而干凈的文字，
能驅散世道的冷，忘情于悲歡江湖，
這些灼燙手的文字，喜歡漫游，漫游，
如春天的紅錦鯉，
如正在南下的畫舫，有幾枚
觸及皇帝老兒的味蕾——
味極香醇，真佳釀也。
《還俗的黃河叫古黃河》
黃河曾是個喜歡哭泣的尼僧，
她淚水漣漣，一路乞討，
走到蘇北宿遷，
就不走了。
她在大運河這老僧的見證里，
洗心革面，還了俗。
還了俗的黃河，
目光澄澈，心地善良，
別人喜歡叫她古黃河。
（也有人喚她梅香姑娘）
她生下一對人見人愛的孿生孩子，
女的，名雙溝，
男的，叫洋河。
《采風團里有個西楚霸王》
他頗有英雄氣度，
左腳踏古黃河，右腳涉古運河，
一頭撞入三萬畝
浩大的玫瑰莊園。
他取出懷表和指南針，
渴望遇見那個禍國殃民的農夫，
他殺氣騰騰來一句：
去你媽的“向左”！
向右，他路遇一個養蜂人。
他吸口氣后仰天長嘯，
頃刻間，他麾下八百騎兵，
像蜂王漿，回到了時間的玫瑰。
他摟著虞美人，天馬行空，
搜遍整座玫瑰莊園，
也沒見悔青腸子的鴻門宴，
和那柄遺落千年的青銅劍。
只見一對身穿古裝的情侶，
搔首弄姿于愛情圣女像前，
而此刻，草坪上那架綠色鋼琴，
飄來屠洪剛的《霸王別姬》凄美的旋律——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洋河鎮的生日》
谷雨是洋河鎮的生日，
谷雨的洋河鎮喜氣洋洋，
舉行一場盛大的封壇大典。
上午九點，她拜過天地，
又拜谷神，像頭頂紅蓋頭的嫁娘，
豐腴的胸前，飄著兩根紅綢帶，
一根是大運河文化帶，
另一根叫古黃河風光帶。
《神奇的白酒銀行》
酒神在陶壇殿搖身一變，
變成財大氣粗的白酒銀行行長，
蹲守在天方地圓的殿堂。
那些出入殿堂的陶壇，
富翁樣大腹便便，
心存一個香醇的黃金夢。
沒錯，這里的每滴白酒，
都淬取了日月的精華，
每一滴，都可照見一尊佛。
所以你必須虔誠地燒香禮佛，
才能找到通感，并且
接受酒神最初的洗禮。
《洋河辭》
水有其所，波有其根，
穿過幽徑，洋河有自己的后花園，
有疑似銀河落九天的酒泉。
他喜歡投壺，品酒，填詞，
把月亮認作洋河里的美狐。
“藍，是最深的迷宮”，
他喜歡俳句中蘆花樣的意境。
當我說到虞姬，便有一束藍光，
從洋河河面簌地飛起，
去接引蘋果園迷途的鷓鴣。
因了這束光的照耀，
河灘打盹上的鵪鶉、白鷺和野鵝，
不約而同地找到夢的碎片。
連睡蓮也忍不住泄露前世的秘密，
千年前……被歲月抬高的洋河河灘，
長出成片野高粱和野山楂，
長出陶壇，和酒旗飛揚的酒坊，
而游魚得味變龍，
飛鳥聞香變鳳，
這糧食的消亡，像項羽回到楚，
青花回到瓷，夢回到夢游。
《酒的雕刻師》
——兼致周恒剛
綠柳環繞，山石峻峭，
作為嫻熟的雕刻大師，
他把一滴白酒當成軟玉，
全息虛擬地呈現在眼前。
下刀前，反復琢磨她的來路，芳華，和脾氣，
將她焐暖，旋轉，把她點亮，
直至掠過那一縷精典之藍……
他錘打她的綿柔，小心翼翼，
讓她成為白酒銀河系里的定盤星。
他已經皈依了她的芳體，
把她當做玉觀音，燒香，拜懺，
在用心雕刻她的時候，
也在雕刻高梁和大地，
雕刻古黃河的悲憫，大運河的倒影
雕刻一場春風，和幾聲新雷，
在時間的處方里扶正東倒西歪的人影。
是的，他獨行在一場圣潔的大雪里，
像一束火焰，洞穿了火焰，
直抵人心，帶著世間僅存的火種，
拎著柔綿的馨香，亮出明月。
《洋河酒的功德》
前身就是一股甘甜的圣水，
在念天地之悠悠的青藏高原，
像一支向死而生的紅軍。
躲避圍追堵截，潛入
180米深的地下巖層，
朝著英雄的洋河鎮，
以夢為馬，砥礪
前行，以40年的艱苦跋涉，
修身養性，化作甘冽泉水
被上千家洋河酒坊接引。
而塵世太重，
要有自己淡淡的微醺，
需用生命去拔一拔，
塵世暗淡的燈火，且施錦繡于大地，
讓煙霞自生，溢出醇香，
才能使飛過洋河的鳥兒，
聞香化鳳，使游過洋河的
魚兒，得味成龍。
《東經118°北緯33°，叫洋河》
這個經度，和緯度，
適合釀酒，適合窖藏。
這兒的稻、黍、稷、麥、菽叫洋河，
穿境而過的大運河叫洋河，
一醉方休的古黃河叫洋河，
幽靜神秘的千年地下酒窖叫洋河，
別具一格的陶壇儲酒基地叫洋河，
聚源泳、逢春、和葉家槽坊叫洋河
被酒旗包抄的五壇八廟叫洋河，
梅香姑娘那打酒的美人泉叫洋河，
曹雪芹那“清風明月一船酒”叫洋河，
乾隆皇帝的“味極香醇，真佳釀也”叫洋河，
壺中小天地人生大舞臺，叫洋河。
《洋河兄弟》
洋河兄弟，
有人脈，有地脈，
有遼闊的家譜和族系，
有叫茅臺和五糧液的小伙伴。
也有白皮膚藍眼睛的洋玩伴，
男的叫白蘭地，
女的名威士忌。
洋河兄弟，
出生蘇北宿遷，屬水，性格綿柔，
是一匹喜歡高蹈行空的
天馬，愛枕水而居，
像江南民宿，無論是大運河、淮河，
還是駱馬湖和洪澤湖，
全是他綿柔的夢境。
洋河兄弟，
家產殷實。
談笑常有鴻儒，往來有白丁。
有真假的洋鬼子，
和西楚霸王項羽。
有一醉方休的虞美人，
更皇帝乾隆，讓社稷，
擱淺于南下的畫舫，迷醉于
北緯33度的這塊肥美的濕地。
千頃葡萄，
是洋河兄弟披掛的綠色風斗，
萬畝玫瑰，
是洋河兄弟天馬行空的風情。
洋河兄弟飲馬古黃河廊道，
讓戰馬的嘶鳴，變得槐花般綿柔，
成為遼闊的中國藍的經典。
《洋河的生辰八字》
來洋河，必須品咂乾隆御筆，
這位8下江南的風流皇帝，
一定有8位佳麗，攙扶著
入畫舫的洞房，微醺中
用王一品狼毫做的湖筆，
寫下8個酒缸樣飽滿的漢字：
“味極香醇，真佳釀也。”
像是酒后的一場寵幸，
對于古老而綿柔的洋河，
這八個玉液瓊漿般的行書，
是她前世今生的生辰八字。
《陶壇庫》
我更愿意把她看作是皇帝之寢陵，
在天方地圓的時空里，
這些扎著紅蓋頭的陶壇，
恍若被掏空思想的兵馬俑，
前仆后繼地被走進恒溫的密室。
或者在谷雨這一天，
義無返顧地赴一場浩蕩無比的皇恩。
某年某月的某一日，
走近陶壇的你，
像一個熟稔的考古學家，
又像一個十足的情場高手，
重續一場雪藏已久舊情。
《洋河鎮的古黃河》
我情愿把流經洋河鎮的古黃河，
看成是酗酒沉迷的西楚霸王。
我情愿把游弋于古黃河的絲絲白云，
看作是他那飄拂千年的美髯。
我情愿把抽刀斷水水更流的古黃河，
認作是一個暴君的脫胎換骨。
當它決意與混濁昨日決別時，
我情愿將它看成生動的霸王別姬。
此刻，他解開運河文化的玉腰帶，
醉臥于十里長廊的槐蔭間。
那亂花漸欲迷人眼的萬畝玫瑰，
是他不勝酒力，呼出的豪氣。
《乾隆是個品酒師》
沒錯，我說的乾隆，
是個嗅覺靈異的好色男子，
當年，為了覬覦
這個待字閨中的漂亮女子，
他的畫舫，從北京通州，
一路南下，直逼
玫瑰飄香的洋河鎮。
大戰五天五夜，大醉
五天五夜。臨別，
欲罷不能……
他像一個高明的品酒師，
御筆一揮：“味極香醇，真佳釀也”
《我的后宮有五個佳麗》
一道洋河的閃電，
滑過歷史寬厚的味蕾，
擊中我的身心。
于是，餐廳變皇宮，
心旌蕩漾的我，
成了坐擁五個佳麗的
爽爽歪歪的皇帝。
但不忘上朝理政，
不忘把高粱玉米小麥大麥豌豆，
接入深宮朝覲，
順便品咂他們女兒的
天姿國韻。
五個絕色佳麗，
五次極盡纏綿，
五場跑馬溜溜的寵幸！
醍醐灌頂之后，
再一一賜她們以芳名：
甜、綿、柔、香、凈。
全是正一品貴嬪啊！
惠妃、淑妃、德妃、賢妃和宸妃
《洋河是千年煉就的丹心》
這個黃河般粗獷的美男子，
是個腰間蕩起葫蘆的行吟詩人，
當他誤入香飄十里的洋河鎮，
就再也挪不開腿腳了。
這會兒，他解開紅高粱
赤紅的纓子，以他柔情的密語，
驗其真，以他純情的眼眸，
觀其色，以他多情的品咂，
享其味。他還施展絕招，
隔空嗅香，讓窖藏千年陶壇，
頃刻間羽化成絕世芳華，
用以治療他恍惚的鄉愁。
是的，他在漶漫時光里跋涉，
順從于沉香般綿柔的美……
《今夜，月亮豢養在洋河里》
輕輕咪上一口，
將日月精華吸入嘴里，
連同古黃河與大運河的奇緣。
我看見，不可復制的醬香，
葉芽般在春風的舌尖上舞蹈。
古典的月亮，
從愛情的酒窖冉冉升起，
像一面國旗，在洋河的國度，
招展成月光般的鄉愁。
那海之藍，天之藍和夢之藍，
那液體的精靈，那婉約的情人，
走遍大江南北，
越過五湖四海。
一路過處，都是醬香與濃香，
以姿色挑逗嗅覺，
以才情彈撥味覺，
像竹林七賢，酣歌、縱酒、論天下。
而群山舉杯，一醉千年，
在光陰里豢養著的慈悲和大愛，
守住一個王朝秘而不宣的秘密。
《乾隆皇帝為洋河酒站臺》
茅臺，五糧液、汾酒……
江湖武林,
門派林立。
各有各的開山鼻祖，
各有各的有舞槍弄刀的大神，
他們全是高手，而且身懷絕技，
懷著醬香、清香或濃香的巫術。
亮著濕度溫度和酒精度的招式。
他們的武功十分了得，
比如洋河，福泉酒海清香美，
味占江淮第一家，
大有稱霸天下、傲視群雄之勢，
連乾隆皇帝下江南為她站臺：
“酒味香醇，真佳酒也。”
《王子：大隱隱于市》
——致洋河鎮
飛鳥在洋河聞香化鳳，
游魚在洋河得味成龍。
古運河和古黃河，
在這里，分娩出一個閃電似的
別樣的孩子。
這枚草根的孩子，
是蕩寇民間的一個王子，
紅高粱是他的母親，
小麥大麥和豌豆是他的奶娘。
為了尋覓這個王子，
乾隆皇帝乘坐畫舫，
從北京通州，到宿遷洋河。
在尋訪七天七夜后，
不勝酒力的乾隆皇帝，
在畫舫頻頻干杯，
他寬衣解帶，亮出胎記：
“要找的王子，就是陛下。”
作者簡介：曉弦，身份證名俞華良，浙江紹興人，嘉興市南湖區作協主席。作品散見《詩刊》《北京文學》《十月》《上海文學》《四川文學》《安徽文學》《青年作家》《詩歌月刊》《詩潮》《草原》《時代文學》《人民日報》等各種文學刊物，出版有《考古一個村莊》《初夏的感覺》《仁莊紀事》《月下梨花》《曉弦抒情詩選》等六種詩集，現為中外散文詩學會副主席，世界華文愛情詩學會副會長，浙江省作協全委會委員，嘉興市南湖區作家協會主席。曾獲紀念中國新詩百年最具活力詩人獎、第十一屆中國散文詩天馬獎、第六屆中國詩歌春晚十佳詩集獎，嘉興市人民政府南湖文藝獎。
來源：新華號 讀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