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消息，MacRumors報道稱，蘋果已經證實，剛發(fā)布的新款顯示器Studio Display支持連接到所有PC工作，包括Windows設備，但會缺失一些功能，比如前置攝像頭，分辨率也會因設備的影響產生差異。
昨日凌晨，蘋果發(fā)布了顯示器Studio Display，這款顯示器尺寸為27英寸，采用了5K分辨率視網膜屏幕，更離譜的是，它居然還搭載了iPhone 11系列所使用的A13仿生處理器。這款顯示器起售價11499元。
蘋果的顯示器質量毋庸置疑，哪怕是幾年前的老設備，顯示效果放在今天依然是杠杠的，可蘋果顯示器的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太貴了。一般來說，蘋果顯示器主要面向Mac用戶，但這一次蘋果可能考慮到Windows用戶更多，想要擴大一下市場，所以特地指出來支持其他系統(tǒng)的設備。
那么問題來了，Windows用戶有必要買蘋果這款顯示器嗎？說句不好聽的話，Windows系統(tǒng)就不適合1080P以上的分辨率，因為歷史遺留問題，Windows系統(tǒng)使用高分辨率時，經常會出現字體模糊、縮放比例不適配等問題。
這點就可以看出macOS的強大了，不管外接多大的屏幕，將字體放大多少倍，都依然順滑，不會有明顯的鋸齒感。當然，Windows系統(tǒng)正在完善分辨率適配，適應更多屏幕尺寸和應用，只是微軟不能像蘋果那樣，一個版本放棄一堆API，所以進度較慢。
至于真的想買高分辨率屏幕的Windows用戶，也沒必要去考慮蘋果，現在市場上4K顯示器多得數都數不過來，價格便宜的幾百元就能買到（DIY顯示器），貴的也只大多也不會超過4000元。反正Windows連接蘋果顯示器也無法使用所有功能，那何必不去選擇其他品牌的呢？
羅志田與歷史結緣頗為偶然：1977年，當了九年知青的羅志田報名參加高考，因為“文革”之前只讀到初一，理工科不敢報，第一志愿他填的是成都師范學校高師班。參加高考是為了“參加革命”，而“參加革命”是為了“謀個飯碗”，師范因此是靠譜選擇；第二志愿填中文系；第三志愿“得換一換”了，填了個四川大學歷史系。誰想“川大”是重點，先取。后來上英語課，老師看著他得了十分的摸底試卷問：你是學俄文的嗎？他只寫出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但寫得很漂亮。
在川大，羅志田并不是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學生。他經常逃課，去圖書館看那些“以前沒辦法看到”的書。大學二年級，一個好朋友對他說：我英語現在已經很厲害了，我放你一年，這一年我不學，看你能不能趕上來。羅志田就這樣撿起了英語。從川大畢業(yè)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師范大學。學校人手不濟，臨時抓差，讓他給留學生上中國歷史課，或去“外辦”充當臨時翻譯。1987年，川師大得到五個出國名額，以前這種機會都是理工科的，那一年，外辦主任突發(fā)奇想：今年是不是也派一個文科的去？
羅志田得到了這個機會。那時，他在顧學稼先生主編的美國史大部頭著作中，撰寫1898年到1929年的中美關系史。聯系出國時，正寫到“一戰(zhàn)”。美國研究這段歷史最出色的學者蒲嘉錫（Noel H. Pugach）在新墨西哥大學。蒲嘉錫為一戰(zhàn)期間的駐中國公使芮恩施寫過傳記。羅志田給蒲嘉錫寫信，得到去新墨西哥大學讀書的機會。碩士念完，中美關系史的寫作尚未完成。北伐前后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馬慕瑞把自己的所有文件都捐給了普大。羅志田跟著手里的題目，去了普大。余英時先生是他在普大所修副科——中國思想史的老師，后來才成為他的導師。
羅志田曾回憶師從余先生的心得：“主要是看他的書，偶爾閑聊也會得到啟發(fā)，但都沒有一個太特別的主題……”或許余英時帶動了羅志田對胡適的興趣，當時，臺灣地區(qū)剛剛影印了胡適的日記，羅志田把胡適的日記翻了一遍。對治外交史的他來說，也是無心插柳：1995年，《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出版，不久就被視為他的學術代表作，并于2006年和2015年兩度再版。
《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
治外交史要看大量外交檔案。當年微縮膠卷的拍攝技術不佳，字跡模糊，遇有手寫文件就更難辨認。羅志田每天看十來個小時微縮膠卷，很快就看壞了眼睛。他的一位主科導師詹森（Marius B. Jansen）在他的作業(yè)評語中寫道：這個人用了很多檔案，但我希望，他的視野能從檔案上移開一點。國與國的關系其實與人民有很大的關系，與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也有都有關系。
詹森老師的話早早破除了羅志田對獨門秘籍式史料的執(zhí)念。在被問到什么樣的史料是好史料時，他常說：“合用的就是好的。”“正常情況下，不是檔案的史料可能更重要。因為檔案是大部分人所看不到的。秘密在歷史上起到的作用有限。”
有人會說，“比如國民黨的六屆二中全會，發(fā)在報紙上的，一定是冠冕堂皇的公告，但檔案里會記錄當時的各種爭吵、分歧……”。在羅志田看來，“真正影響了歷史的，是公開的二中全會。沒公開的那部分，也許影響了決策，但它沒有太影響實際發(fā)生的歷史，因為社會不曾跟它互動”。“現在很多人喜歡看蔣介石日記，其實蔣介石日記只有研究蔣介石這個人才特別有用。如果你不專門研究蔣介石，看《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就夠了，跟國家大事有關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記錄在里邊。”
他還曾舉例說，即便做外交也不能陷在檔案里。很多外交決策是在雙方互相“看不到”的情況下做出的。1950年，美國對華的內部政策已經決定，要在三年之內把聯合國的席位給新的中國政府。但這個計劃一直秘而不宣，因為它冒天下之大不韙：不久之前國民政府還是美國的盟友。中國不知道美國的決定，“一邊倒”向蘇聯。“現在有些人看到這些檔案，就說：看，中國的外交政策搞錯了。這不是錯，當時中國根本不知道美國的政策，怎么叫錯呢？”
理論上，“五〇后”和“六〇后”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厚今薄古的兩代人。在他們成長的年代，厚今薄古是不容置疑的時代風尚。羅志田卻意外地成為一個“尊古主義者”。他的尊古言論在早幾年出版的《道大無外：校園與社會》一書中比比皆是：“過去愛說中國幾千年不變，視為停滯，而學者也多尋其轉變或發(fā)展的跡象，以為中國非停滯證明。其實不變、停滯的一個同義詞便是穩(wěn)定，在世界歷史中，很少有國家能夠長期‘維穩(wěn)’。盡管中國幾千年的穩(wěn)定或有夸大或神化的一面，但任何形象皆以一定程度的實際為根基。尤其在外國眼中，‘不變’的確是中國的一個主要特征。中國何以能‘維穩(wěn)’，又怎樣‘維穩(wěn)’，是亟待探索的大題目。”
《道大無外：校園與社會》
羅志田知道“傳統(tǒng)”在當下有多重指向，這樣的態(tài)度有可能兩面不討好，但他堅信，“守先待后”是史家的本分，歷史是一種溫故知新的努力：“以前老人說，親戚朋友是要常走動的。過去對此不甚理解，且一直以為，是真朋友，不見亦如見。到了朋友只能夢見之時，才頓悟‘常走動’的意義。親戚朋友如此，歷史和傳統(tǒng)亦然。”這可說是羅志田治史一以貫之的方法論。
他常常對學生說：讀書要看好的地方，不要光看不好的地方。看到一萬條不好的地方，等于幫作者糾錯，幫了人家的忙，但自己沒有收獲。相反，看到對方一點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收獲，看到十點好的地方，就有十點收獲。簡單說，過日子也要有建設性。君子和小人的消長是對應的，是君子就不能總是抱怨著過日子。如果自己覺得是好人，就要拿出積極的主張，使我們的世界可以變得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