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上午，濟南經六路上一所學校的門口地面上貼著一張紅色的小廣告，內容是“試管代孕包成功”“供卵、包男孩”，還留有聯系電話與微信二維碼。往東大概不到170米的距離是山東大學附屬生殖醫院，醫院門口人來人往。
從2019年1月中旬至3月下旬，記者一直在關注“供卵、代孕、包生男孩”現象。盡管國家有明確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鑒定胎兒性別。但記者暗訪發現，仍有一些人偷偷在“地下”開展相關服務，且金額不菲。
200米長路上散落160張“代孕”卡
3月21日上午10點，記者從小緯六路轉入經六路，紅、黃、藍、綠、紫色的小卡片開始進入視線，有些散落在路面，有些被放置在閑置的店鋪門前。從小緯六路路口至山東大學附屬生殖醫院西側，記者數了數，約200米長的路上，大概有160余張小卡片。
卡片的內容大致相同——“代孕”“供卵”“包生男孩”“性別篩選”“快速試管”……記者在現場看到，并沒有人主動撿拾地上的卡片。但是有環衛工人在不斷清理：“每天清理多少張，這個沒數，隔一段時間就得去撿，風一刮到處飛。”
中午，附近放學的學生從貼在門口的小卡片上邁過去，有些人直接踩了上去。記者隨機采訪了兩位中學生。“每天都會看見這些卡片，早上有人放到這。”其中一位學生說。“這種現象存在好多年了，如果哪天不見了才叫稀奇。”一位老師說。
拉客住宿的店員兼營“試管”業務
山東大學附屬生殖醫院的門口，站著六七個中年婦女，她們手里握著小卡片，“閨女，住賓館嗎？”“便宜，30（元）到100（元）的都有。”記者從中間走過，兩三個人遞來卡片，上面是住宿信息。
記者趁機詢問能否做試管嬰兒，其中一賓館名為“魯豫招待所”的店員將記者拉至一旁，小聲問：“自己的精子，自己的卵嗎？”“對，但是想要個男孩，大概多少費用？”“估計得六七萬，我給你問問，兩個醫院一家是在大明湖東門，一家在章丘。你要是有空的話我可以帶你過去看看，讓專家給你講講。”隨后該店員給大明湖附近醫院的“專家”打了電話，之后改口說：“專家說了得十五六萬，我也沒想到會這么貴。”
記者隨后又以自己身體條件不好，追問如果是選擇供卵的話，費用多少。店員稱需要2萬到8萬，并表示供卵方多數都是大學生，身高體重形貌都可以選，“學歷越高，形象越好的，價格就越貴，根據實際情況來。”
卡片上說的“包生男孩”其實就是指的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1月份，記者在第一次探訪時，就通過卡片掃碼加了大明湖附近那家“醫院”網名為“A-君子好求-金貴子華人”工作人員的微信，咨詢的是三代試管選性別要男孩，對方開出的價位是十四萬五，成功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如果想百分之百成功，費用還要高一些。
記者向醫院門口的快餐店詢問這些賓館店員們給的小廣告靠不靠譜，店主反問：“如果真的懷了女孩，你還能不生？你可以去問問這附近的小賓館有幾家是在公安部門備案的。”記者探訪周邊環境，發現有些賓館直接開在居民樓里。
1月份時，記者也曾走進一家賓館咨詢相關業務。賓館的環境相對較差，垃圾堆在樓道里，現場也并沒有看到有消防設備，墻上貼著的“代孕、供卵、包生男孩”宣傳海報很是醒目。“這里離醫院近，又便宜，比較方便。”一位穿著睡衣在廊廳走動的女住客告訴記者，因為做試管嬰兒需要連著幾天到醫院檢查，外地人就選擇就近居住，“再過一天我就可以取卵，希望這次能成功。”
朋友圈里的“專家”和掙外快的“教授”
“恭喜山東日照客戶48歲供卵自懷出胎心、一路走來很不容易，終于得到了雙胞胎”，3月21日，“A-君子好求-金貴子華人”在朋友圈曬出一條狀態。“啟動供卵志愿者”“感謝客戶信任-簽約”“代媽駕到”……翻看其朋友圈，大部分狀態都跟“代孕、生男孩、供卵”相關，時不時還會發一些容貌姣好的“女大學生”照片。
在跟魯豫招待所店員的聊天過程中，記者發現，她口中的“專家”其實就是類似“A-君子好求-金貴子華人”的業務員，并非醫生。1月份，記者曾前往大明湖附近的“醫院”，見到了“A-君子好求-金貴子華人”。當記者問到，能不能成功做成試管時，對方表示可以看他的聊天記錄，“都是成功的，這個不騙你，我們做了十多年，技術相當成熟。”
對于自己業務的合法性，“A-君子好求-金貴子華人”說：“代孕、供卵、生男孩，是不合法，百分之百不合法，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國家是禁止的，要是放開了，還有我們的飯吃嗎？”記者問：“能不能找人直接在醫院做？”對方則回答：“那些教授在我們這拿的比在醫院拿的多。”
說到掙外快的“教授”，章丘一家經營同樣業務的公司里的魏姓員工曾跟記者明確表示，“現在還沒有安全放開”“好多公立醫院都把客戶介紹到我們這里”“醫生全是三甲醫院的”。
關于捐卵，“A-君子好求-金貴子華人”表示，客戶是要對供卵者進行面試。一些中年客戶想再生孩子，可是已經停經沒有卵泡，那就需要買卵。費用也會根據供卵者的各方面素質相關，2萬至10萬不等。
除了濟南本地的“醫療機構”，記者通過微信還加到上海、北京、棗莊公司的業務人員。還有一些可以到海外做三代試管的機構。在跟上海一家公司的業務人員溝通中，對方表示代孕的費用為46.8萬，要是選擇性別則需要55萬，這些費用包括降調、促排、取卵、冷凍和移植。
考察全封閉“醫療機構”被扣身份證
全部車窗封閉，看不到周邊的環境，駕駛室與車廂中間有金屬板隔開……1月份時，魏姓員工跟記者說“和一些在懷孕的老客戶交流交流也就放心了”，為了一探究竟，記者登上一輛至章丘“醫療機構”考察的面包車。
一開始，記者先是按照魏姓員工提供的方式到達章丘一集合點，之后轉乘面包車。司機見到記者時，警覺地詢問了記者身份。之后讓記者將身份證、手機關機后上交，并稱“參觀完會再還給你，這都是流程”。
和記者一起乘坐面包車的還有四位女性，她們已經是“醫療機構”的簽約客戶。記者憑感覺推斷，車開了不到二十分鐘后停下了，但是車是直接停到了車庫，開車門之前，車庫的門已經關閉，記者等一眾人再次進入封閉的空間，之后便直接上樓進入等候室。記者發現該房間裝有攝像頭，想要走出房間要經過工作人員同意。
大概十分鐘后，工作人員通知可以到就診區。就診區有一位看上去大概50多歲的女醫生以及兩個年輕的女護士。就在不大的房間內，候診的幾位女性完成了B超檢查、拿藥以及藥物注射。通過聊天，記者得知，抽血檢查需要到正規醫院做，這里的醫生只負責看結果。至于后期受精卵怎么移植，魏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還有另外一處實驗室，那里負責取卵、受精和移植，不能隨便參觀。”
其中一位女性已經受孕成功，買了當天回廣西的高鐵票。其他幾位女性也在聊著各自的身體狀況，有一位女性稱已經嘗試多次未果，這次激素水平又不理想。記者問其中一位女性為什么不選擇到正規醫院，她給出的回答是，醫院干什么都需要排隊，周期太長。
（濟南時報）
西安市的回民街上，人、自行車、三蹦子、小汽車日復一日地形成大股洪流。
張喜平是這洪流中的一分子，臉微側、眼閉攏，拉一輛裝雞蛋的板車，手里的鐵棍敲敲打打。從1990年開始，他已在回民街上販雞蛋三十一年。
五十七歲的張喜平患有先天性青光眼，自出生起便全盲。每天他起個大早，從市郊的家中獨自一人攜兩大筐重一百六十斤的雞蛋，轉兩次公共汽車、耗時一個半小時到回民街售賣。不論刮風下雨、天亮天黑，不賣完堅決不回家。
走街串巷多年，張喜平總結出兩步訣竅：他心里有張地圖，哪兒拐彎、哪兒掉頭，就憑直覺邁步子，這是第一步；手里的棍棍左敲、右敲，敲到臺階、垃圾桶、小車等障礙物，邁出的步子就收回、繞開，這是第二步。
他叫賣的廣告詞簡單，只一句“賣雞蛋嘞！”夾著陜西口音的升調、降調，他一天要喊上千次。
開始一場交易更簡單。“拿二十塊的！”在嘈雜中敏銳地捕捉到這句話，張喜平立刻停下腳步。
“其實就是一回生，二回熟”
3月28日，早上八點多，張喜平出現在巷口，回民街市剛剛冒出人氣。
張喜平不足一米六，個小但結實，厚唇大耳，長一頭寸而鋒利的灰白色短發，發際褪成小寫的字母m。
這天他穿黑膠鞋、軍綠色的夾克衫，內里兩件敞口襯衫；一根鐵棍篤篤敲在腳前，身后拉著輛白色小板車，上擱兩個盛滿雞蛋的竹筐，拿塑料紙罩著，每筐四十公斤重。車頭掛著塑料袋、帆布包，還有裝著老式桿秤的鐵皮箱。
有人在街邊喊：“張喜平，老劉家要一桶蛋！”張喜平便止步，人一歪，伸手接過一只塑料桶。
這是家泡饃店，是張喜平每天的第一站、第一樁生意，也是最大的客戶，總要買他一兩桶雞蛋。
張喜平擱下鐵棍，佝腰往竹筐里摸去，將雞蛋三個一抓，慢吞吞放到桶里。
他那腰彎成近乎標準的直角，只堅持三分鐘就累了，便蹲下去，拿自己的腳后跟當凳子。他的眼睛總是閉著的，偶爾眨一眨，估摸著桶里的雞蛋有沒有放到頂。
張喜平僂腰往竹筐里摸去，將雞蛋三個一抓，慢吞吞放到桶里。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他的每個動作都慢，裝一桶要十分鐘。完事后，拿桿秤一吊，兩指捻著桿上用膠帶貼注的刻度，多則減，少則添，再交蛋、收錢。
五十元的大票子，他收在襯衣外層，其他毛票子則貼身放。區分不同幣值靠手摸，比大小，比長寬。鑒別假幣也靠摸：假幣“像油光紙做的”，摸著沒有凹凸感。經手指揉搓的聲響也不同，真幣是“克呲克呲”，假幣是“噶扎噶扎”。
張喜平準備為雞蛋稱重，秤桿上的刻度被膠帶貼注而出。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張喜平繼續往前走，不斷地被人與車裹挾著、超越著。他那棍子篤篤杵地，嘴里吐出嘖嘖的聲音，提示自己也提示路人。
張喜平說，他出生二十天時，母親發現他的眼珠子始終不會動彈，就和丈夫一塊把他抱到西安市的醫院去。由此知道得了先天性青光眼，求醫問藥幾年，轉遍了西安市卻總看不好，只能作罷。
他的童年因此是多災多難的，摔跤“不盡其數”：掉下過下水道、防火洞，最危險的一次，掉入一口近十米深的吃水井，是幾個鄉親一起把他撈上來的。年輕時，他的頭上、手上、腿上，新傷舊傷、大傷小傷不斷。
而后他就有了“直覺”，“其實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好比在回民街上，剛來時也是“兩眼一抹黑”，走得多了，金銀手飾店的敲打聲、水果鋪的刀子削皮聲，拉客的嗓門兒、音響里循環的歌，香的、臭的、辛辣的氣味，都成了他的指向標。于是他能下意識地走了，“好像你閉著眼也能摸到自己耳朵。”
人的腳步聲、車輪的擦地聲，他也能分辨，便有了前后左右、距離遠近的判斷，隨之可以避讓。“眼力是人生的第一道窗口，耳力是人生的第二道窗口——我這樣的人，耳力再不行，我混不好這些年。”
這兩年，他感到直覺與聽覺都在緩慢退化，意外撞擊因此較過往頻發。
好在他已形成輕腳慢步的習慣，即便撞上店家的鍋、桌椅，或路上的行人、垃圾桶等等，他的碰撞也是極輕巧的，只怔上一怔，然后要么說“對不起。”要么說“謝謝！”要么說“對不起，謝謝！”若無其事地繞道而過。
雞蛋專家
10點左右，張喜平到了回民街保健院家屬樓下。他的嗓門本就很洪亮，到了靜謐的居民區更顯出威力，“賣雞蛋嘞！”炸得許多人側目。
顧客從窗戶里朝下喊住他，穿著拖鞋飛奔而來。
有的抱怨雞蛋升價，怎么竟要五塊二一斤？他一條一條講道理：“天氣熱，雞不愛下蛋了。而且今年糧食貴，飼料就貴，那雞蛋的進價自然也貴。我每斤就賺幾角錢。”
有的掃碼支付，沒聽見收款的提示音，就問他：“收了么？怎么沒聲音？”他搭閉著眼睛，一仰頭道：“沒聲音么事，信號慢了，你走你走！”
張喜平常用的只有一臺按鍵式的老年手機，他用不了智能機，因為“哪兒哪兒都是平的，摸不出來。”不像老年機，把快捷鍵設置妥當，能給他報時、報號碼、報短信。
張喜平聽老年手機報時。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現在是北京時間十點三十六分。”手機說。
張喜平立在板車邊，美美地哼了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那一陣生意算順利，散客、熟客紛紛臨門，五斤、十斤地往外賣，鈔票一張張往兜里送，雞蛋轉眼少了半筐。
稱重、算價，張喜平反應得飛快——他沒上過學，但多年的商販經歷讓他對兩位數內的加減乘除滾瓜爛熟。
張喜平說，自己十一歲就開始在村里的工地上拉架子車，還為村附近的沙子場撈過河沙。1984年，他聽說隔壁嫂子在賣雞蛋，他就也養雞、賣雞蛋。最早是一個人去西安老站，在火車站附近叫賣。
1990年，他住的村子通了中轉可達西安市鐘鼓樓的公交線路，他就把生意挪到了回民街，從此沒再離開過。上世紀九十年代賣雞蛋，每天能掙十來塊，“那時候錢值錢，一個饃饃才五分錢。”
張喜平將稱好的雞蛋遞給顧客。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他自己養雞也是養到1990年，后改從其他養雞場進貨。“因為養雞太復雜了，有那么多疾病，都得從書上看。我看不來，就得讓人念，但又不能總麻煩別人。”他其實是好學的，小時候還曾到村小去聽過墻腳。
他盡力在雞蛋的領域做成專家，不厭其煩地向顧客發表雞蛋專家的言論：“放雞蛋，要空氣越干燥越好——莫放冰箱，會起霜，起反作用……蛋殼有光感，就說明雞沒生病，不缺鈣。如果雞蛋殼是毛毛的，這蛋就容易碎，是雞的腸胃不好，有大腸桿菌。”
他還有賣蛋的哲學。賣蛋賣蛋，賣的也是運氣，張喜平說。
午后，運氣急轉直下，眼見到了下午一點半，一筐蛋還沒有賣見底，保守算還剩下九十多斤。
“今天不行。”張喜平焦躁地去揪車把上纏著的膠布。這是他一天煩悶的開始：賣不出去，雞蛋就連同運氣一塊兒砸手里了。
他為此沒胃口吃午飯，挨到快三點，餓極了，才花一塊錢買了只白饃饃。從小皮院街拐進一條小巷子，找到一個石墩——是他每天吃午飯的專用座位，坐下不到五分鐘，空口吃完了饃饃。
“人生在世上就是來賣力氣的”
六點鐘，晚高峰來了，本就狹窄的小路，橫向里人擠車，車擠人，滴滴叭叭、水泄不通。縱向里更是望不到頭。
張喜平跟在一輛三蹦子后面，一手摸著三蹦子的車屁股。三蹦子往前挪一點，他就往前踉蹌一點。諸聲鼎沸之中，他的聽覺大受干擾，走兩步就要撞人、撞車。
一下午的生意都不好，雞蛋還剩大半筐。繞回最熱鬧的北院門后，張喜平決定折價甩賣，一斤蛋五塊錢。
有人想殺價到四塊五，張喜平有點生氣：“一分質量一分貨，你總不能讓我一點都不賺吧？”又說：“我是大老遠來的。”
他住在西安城外20公里的馬王村。每天早上五點半，他自然醒來，然后洗臉、漱口，臨出門前吃五顆膠囊，活血化瘀、治療靜脈曲張的。
六點出頭，女兒會陪他推著裝有兩筐雞蛋的三輪車，走過一條“匚”形路到村外的公交站臺，等302路車。
302路的司機談師傅說，張喜平謹慎，幾乎從不讓人替他提筐子，“怕讓人把蛋碰壞了。”張喜平總是自己先上車，回頭摸索，背一弓，腰一拉，就把竹筐提了上來。“早幾年他嘩一下就能提上去，現在看看也有點吃力了。”
302路車是小巴車，空間逼仄。每次坐車，張喜平的雞蛋一筐放在腳邊，一筐放座位上。他本人就立在駕駛座的后面，一手抓著一只筐，一手抓著前排的扶桿，對兩筐蛋呈半包圍保護姿勢。
302路車隊為張喜平行方便，給他在起重機廠獨辟了一個下車點，讓他能坐上首發的612路車，直達回民街。如不堵車，張喜平到回民街通常剛過早八點。晚上他則要趕在六點半前離開，以坐上回家的末班車。
眼下過了晚七點，張喜平還游走在回民街上。相熟的店家見到他，問他怎么還不走，趕不上末班車了吧？
“賣不動，賣不動。”他念叨，又自言自語：“賣不動咋辦？只能繼續賣。趕不上車咋辦？那也沒辦法。”
入夜后，回民街上人流量增大。張喜平繼續叫賣。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他一直未婚，年輕時有人給他介紹對象，他不肯，“比我好的瞧不上我，比我條件差的，我也不想找——不是給人添累贅，就是找個累贅。”1990年，他抱養了一個女兒，現已讓他做了外公。家里還有八十多歲的母親，常年要用心臟病藥。他自己的左腿有嚴重的靜脈曲張，半截小腿的血淤得像根胖茄子，表皮如魚鱗斑駁。他去省醫院治過一回，嫌太貴，就自己回來吃藥。
他和母親的藥費，每月要花近一千塊。家里剩不到二畝地，承包了出去，每年拿三四千塊。賣雞蛋的月收入，基本在兩千元上下，加上每月共計一千元左右的低保補貼——略顯拮據的生活。
所以張喜平不敢停下，一旦閑在家里，他就覺得無比愧疚：“人生在世上就是來賣力氣的。”
賣不完雞蛋他也愧疚，躊躇著不愿回家，一面繼續在回民街上游蕩，一面狠狠地揪車把，扯下巴掌寬的一道膠布來。
直到七點三十三分，一家油潑面館要了他最后的十三斤雞蛋，他才終于松弛了下來。
躬身抓完全部雞蛋，張喜平收下錢，徑直摸到最近的垃圾桶處。和雞蛋打了一整天的交道，他兩手沾滿雞毛、雞糞、雞蛋清，摸索著用塑料紙擦了擦，湊著垃圾桶甩干凈。
有這欲望，就能活好
將近八點鐘，張喜平準備回家了。
他先將板車鎖到回民街對面的環衛站里，因錯過了公交末班車，又打電話托附近的熟人捎他回家。
等車時，他再次把腳后跟當作板凳，蹲著念念有詞，重釋自己的理論：老得走不動了，干不動了，才是真正的“苦”，其他時候都不算真苦——況且回民街上從沒人欺負他，反倒個個要幫他。熟客買完他滯銷的雞蛋，熟人分文不取捎他夜歸，城管放他行，環衛工人容他存車。他那輛嶄新的板車，是幾個月前西安理工大學的志愿者團隊為他免費制作的，輕便異常，替換下用了近三十年的舊車。
所以他現在也不覺得苦。
他此生最熟悉的兩塊地方就是回民街與馬王村。閉眼在這兩地橫行，絕不是一句空話。
坐在回家的車上，他隔一陣就問，制藥廠到了吧？鍋爐廠到了吧？那是他的直覺又起作用了。
直覺告訴他這些年的周遭變化：回民街的砂石路改成了石板路、瀝青路，有時游客多到他無處落腳。回民街外的馬路從十米加寬到六七十米，兩車道成了八車道。公共汽車的“天線”撤了，先改成了發動機在車頭的燃油車，而今逐漸多用發動機后置的純電動車。燃油車的噪聲最大，電動車則平穩無聲。
張喜平的左腿有嚴重的靜脈曲張，半截小腿的血淤得像根胖茄子，表皮如魚鱗斑駁。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他的身體也在變化，左腿總疼得厲害，漸漸竟有些跛腳。也正因此，他的每雙鞋的鞋底外緣都磨損嚴重，走不出兩三個月就要換掉。
醫生早勸他少走路，原來他不聽，現今感到體能逐年下降，偶爾也會屈從。不過這屈從還是極有限的，迫不得已時，停業在家頂多一天。
回民街上的每個老客戶都是他的見證人：一年三百六十多天，不見老張來賣雞蛋的日子最多不會超過十天。
家庭責任之外，張喜平有別的盼頭。耳朵是他的工具，聽覺是他的享受。他想買一套“好的”音響設備，幾萬塊的談不上，他恐怕他的經濟實力永遠達不到——但一萬以內的，“可以做做夢。”
他說他有這欲望，就能活好，就能自食其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張喜平還在河灘撈沙子時，就攢錢買了一臺紅波收音機，聽新聞、聽鄧麗君唱歌。八十年代又買了臺康力牌收錄機，鄧麗君、鳳飛飛、邰正宵等人的磁帶收集了兩三箱。2002年，幾乎是“奢侈的”，他省吃儉用，掏兩千塊買了一套碟片機加音響，“回家再累也要聽會兒歌。”
這天到家已近十點，張喜平沒有聽歌。
養雞場的人在傍晚送來了新鮮雞蛋，他一回家就坐在門廳里，一個一個摸雞蛋，把沙皮的、發澀的、毛的、碎的全撿出來，好的則穩穩放進筐里，備著明日販賣用。
整個過程要兩三個小時，結束已是深夜。
手機顯示，他今日走了三萬多步路。
對張喜平而言，這最平常的一天中，他步行十三小時，賣出一百六十斤雞蛋，凈賺了七十塊錢。
新京報記者馮雨昕 編輯 胡杰 校對 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