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牟建平
趙佶（1082-1135），號宣和主人，宋朝第八位皇帝，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哲宗病逝無子，太后向氏立端王趙佶為帝，次年改年號“建中靖國”。1100-1125年在位，任用蔡京、童貫主持國政，變亂新法，窮奢極欲，濫增捐稅，崇奉道教，修建皇家宮苑，導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引發農民起義，宣和七年金兵南下，年底傳位欽宗，自稱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被金兵所俘被擄北上，受盡凌辱，后死于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年54歲。
宋徽宗在位時，不僅廣收古物，網羅畫師，擴充翰林書畫院，還編輯《宣和畫譜》《宣和書譜》《宣和博古圖》，在書畫創作上，趙佶更是力倡花鳥寫真，他獨創的“瘦金書”，成為書法史上獨樹一幟的一種書體。毫無疑問，宋徽宗的政治生涯是失敗的。但是宋徽宗身為一個書畫家皇帝，他對宋代院體畫的發展，無疑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創造了中國繪畫史上的宣和時代。
宋徽宗的繪畫，繼承了宋初以來宮廷畫家奉行的“黃筌富貴”程式，又吸納了北宋中期趙昌、崔白創立的水墨新風，他尤其強調寫生，在用心體會物象形理之外，更注重花鳥的生機與精神，所以他的畫既工整氣派，又不失靈氣。宋徽宗的繪畫主要有兩種風格，一類是賦色工筆花鳥，另一類是水墨類的。《畫鑒》云：“徽宗性嗜畫，做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做墨花、墨石，間有入神品者，歷代帝王畫者，至徽宗可謂盡意。”
宋 趙佶 臘梅雙禽圖 絹本設色 25.8×26.1cm 四川省博物館藏
宋徽宗的工筆花鳥畫有三大特點。首先是刻畫精細入微，形態逼真，相傳他用生漆點睛，所畫禽鳥栩栩如生，格外傳神，這是技法上的。其二，宋徽宗的花鳥畫，都每每有一種難得的瞬間感，這是他與別人的不同之處。第三，宋徽宗的花鳥畫富有詩意文氣，這是他擅長詩賦的長處，宋徽宗的畫很多都配有大段的詩題，這是一般的院體畫家所不具備的。如《芙蓉錦雞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瑞鶴圖》（遼寧省博物館藏）等。
宋 趙佶 枇杷山鳥圖 絹本設色 22.6×24.5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繪畫上，宋徽宗強調“形神并舉”的藝術主張，對后世影響很大。北宋繪畫理論中已有“氣韻為高”的說法，但在趙佶時代，嚴格要求形神并舉，這一點在他的御畫或御題畫中都有體現。如《枇杷山鳥團扇》，畫了一只回頭的山雀，還有一只飛舞的墨蝴蝶，可謂構思巧妙，形神俱佳。《五色鸚鵡圖》，畫了一只重彩的五色鸚鵡立于杏花枝頭，五色鸚鵡色彩艷麗，刻畫非常精細，但寫真之余又非常神奇地抓取了五色鸚鵡立于枝頭的瞬間神態，觀之有呼之欲出之感。
宋 趙佶 祥龍石圖 絹本設色 53.8×127.5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花鳥畫外，趙佶還擅畫山水和奇石。他畫的《雪江歸棹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是一幅雪景畫長卷，平遠空曠，寒氣襲人。宋徽宗酷愛收藏奇石，他也愛畫奇石，他畫的奇石是他的一絕，前無古人，如《祥龍石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以水墨來寫真太湖石，把石頭玲瓏剔透，“皺、透、漏、瘦”的質感完美地表現出來。
宋 趙佶 聽琴圖 絹本設色 51.3×147.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宋徽宗的人物畫，也非常精彩。他畫的《聽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具有自畫像色彩，把自己的現實生活和精神向往都展露無遺。而《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則展現了趙佶臨摹古畫的能力。趙佶的人物畫數量極少，所以尤顯珍貴。
宋 趙佶 楷書千字文 （局部）上海博物館藏藏
趙佶的書法，早期學唐代的薛稷、褚遂良，后又學宋代的黃庭堅，將薛稷的瘦，褚遂良的秀，黃庭堅的勁，三者完美結合于一體，最終形成點畫細瘦如筋、舒展飄逸、挺拔有力且不失婀娜的“瘦金書”，瘦金有“瘦筋”的意思。趙佶的瘦金書，早在20多歲就已經成型成體了，他的《楷書千字文》是23歲所書，瘦硬挺拔，一筆不茍。40多歲寫的大字《秾芳詩帖》，結體瀟灑，有蘭竹之韻，筆致勁健，堪稱趙佶大字第一。
宋徽宗的瘦金書，深得薛稷之瘦硬，特別是將褚遂良楷書的遒媚飄逸和空靈飛動更加強化了。他的瘦金書早晚期也有很大的區別。早年的瘦金書，偏于細瘦，骨多肉少，如《楷書千字文》。而晚期的瘦金書，肉多骨少，更顯豐腴俊秀，如《秾芳詩帖》。宋徽宗的瘦金書書法真跡存世的不多，有《楷書千字文》（上海博物館藏），《閏中秋月詩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夏日詩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等。
歷代對瘦金書多有贊語。元代趙孟頫贊云：“天骨遒美，逸趣藹然。”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評價徽宗書法：“氣勢勁逸，意度天成，非可以陳跡求也。”明末陳邦彥在《秾芳詩帖》尾跋中贊其“此卷以畫法作書，脫去筆墨畦徑，行間如幽蘭叢竹，泠泠如風雨聲，真神品也。”以畫法作書，這是很準確的概括。清代王文治贊云：“不徒素練畫秋鷹，筆態沖融似永興。善諫工書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
宋 趙佶 草書千字文 （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宋徽宗的草書也非常出眾，但作品非常少，只有區區兩件。他的草書屬于狂草，有懷素狂草連綿之勢，但點畫更俊美一些。他40歲寫的《草書千字文》（遼寧省博物館藏），寫在一張長11.7米的宮廷特制描金云龍紙上，寫得點畫流利，筆勢飛動，洋洋灑灑，一瀉千里，在歷代名家的草書《千字文》中也算得上是名品。他寫的《掠水燕翎詩紈扇》（上海博物館藏）也是一件草書，彌足珍貴，“天下一人”的草押，與正文融為一體，天衣無縫。
宋徽宗由于名氣太大，其書畫歷代多有偽造。而且由于存在御制、御畫、御書、御題之分，所以鑒定起來非常困難，歷來專家對其傳世書畫真偽也多有分歧。宋徽宗非常愛題畫，所以流傳下來的一些御題畫，并不是他的親筆畫。筆者以為，落款寫有“御制御畫并書”，并伴有草書花押“天下一人”的，同時有題畫詩的，更大程度是宋徽宗的親筆，如有名的《祥龍石圖》《瑞鶴圖》《五色鸚鵡圖》等。因為大段的題畫詩及書法，絕非他人所能偽。也正因為此，趙佶開啟了元明文人畫“詩、書、畫”結合的先河。
宋 趙佶 瑞鶴圖 絹本設色 51×138.2cm 遼寧省博物館藏
目前，全球各大博物館藏宋徽宗書畫作品存世僅有19幅，這其中還包括少量宮廷畫師的代筆，可見其作品數量實屬鳳毛麟角。筆者以為，宋徽宗的書畫，無論是花鳥畫還是瘦金書，都具有非常鮮明的個人特征，特別是在詩書畫三者結合方面，就更難仿冒。對于珍稀的宋畫而言，還是應該抱著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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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棵樹，成為一段時間的節點，被寫進歷史。更沒有一棵樹，成為一個王朝終結的見證，被嵌進時代的年輪，并引得后人長久的思索。
北京景山的那棵古槐做到了。
在一個寒冷的早晨,陽光被凍得有氣無力。我特意走近它，我覺得，一年四季，只有在冬天，才是造訪它的最佳季節，因為季節透出的氣息與它本身的經歷十分契合。它歷經了370多個春夏秋冬，景山上比它小200多歲的松柏早已參天，它卻還是當年的模樣，歪著脖子，孤獨地瑟瑟在景山東面的山腳下，陪伴它的只有兩塊冰冷的石碑。
崇禎17年(1644年)3月18日，崇禎皇帝與李自成談判破裂。3月19日天還沒亮，崇禎在司禮太監王承恩的陪伴下，登上煤山(景山)，在這棵老歪脖子刺槐上自縊，上演了“君王死社稷的悲壯”，宣告了明王朝的壽終正寢，也使這棵普通的槐樹與中國一段歷史同在。
景山，原名煤山，順治8年改為景山，相對高度45.7米，占地345畝，地處北京城南北中軸線上，和故宮神武門隔街相望。在元明時代，是堆煤炭的地方，后因崇禎皇帝在此自縊而出名。1928年辟為景山公園，成為北京著名景點。
站在景山萬春亭所在的最高點上南眺，神武門-承天門-天安門-正陽門，由近及遠的恢宏氣勢鋪展開去，鱗次櫛比的屋宇似黃河的波濤奔騰向前，故宮專有的皇家顏色——金黃，輝映了半個天際。黃，恰如中華民族特有的膚色，頑強地從遠古輝映到今天。瞬間，面前的景色帶著厚重的歷史氣息撲面而來。
可以想見，當年身為一國之君、自詡“慨然有為”的崇禎，即將為270多年的朱氏江山劃上句號、即將要永遠告別前庭后宮和皇子公主時，年紀輕輕、在位只有17年的他，該有多少的不舍不甘與無奈？他面對內憂外患、王朝的江河日下，在景山山頂對明王朝送去最后一瞥，遺下“……文武可殺，但勿劫掠帝陵，勿傷百姓一人”的血詔后離世而去，足見這位皇帝的憂患與哀憐。
幾百年來，人們認為“景山無限好，思宗卻可思”。明思宗崇禎代表的“不茍且、不偷生”等一些象征意義，被后人反復提及。1930年，故宮博物院在其自縊處立“明思宗殉國處”碑。1944年崇禎忌日，在此立《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并撰千字碑文，對明亡和崇禎之死予以追溯。兩塊石碑上同一個“殉”字，表達了人們對崇禎之死的極盡褒揚。
崇禎的功過由歷史評說，一個朝代的終結見仁見智。我由此想到，當年丟掉國民黨政權的蔣介石若學崇禎，說不定就沒有了后來美國和臺灣歷代當局的一狼一狽，也沒有了半個多世紀兩岸人民的骨肉分離，美國就少了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中國的崛起就少了許多障礙。從這個角度講，老蔣的心胸膽識德行與封建帝王崇禎相比，“矮”了不知多少。當然，歷史不能假設，歷史比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得多。
這棵古槐因與崇禎連在了一起，它成了銘記中國那段歷史而生的風景。幾百年過去了，它始終猶如夾在中國歷史書中的一幀書簽，當人們循著它的牽引，輕易地翻到那悲壯的一頁，重溫與它相關的過往，自然而然地會思索其中的道理。我想，這是它在漫長的時光中，不改舊模樣的緣由吧!
是的，六個多甲子過去了，它姿勢不改，容顏未變，在風霜雨雪中，將自己站成了一面鏡子，成為“知興替”“明得失”的警醒。當年明清鼎革，王朝變色后，清朝宣布這棵刺槐為“罪槐”，配鐵鏈一副，規定凡皇室人員經過此處，必須駐足觀瞻，用此種方式提醒他的臣民不忘對明朝滅亡的反思，以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地位。
重要的是，古槐見證了甲申年勝利者李自成的悲劇。
雖然，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是明王朝的重要掘墓人，但他攻克北京后，驕傲自滿、下屬腐敗，大順政權存在了40余天，最后只是在承天門的匾額上留下一個箭洞后，匆匆逃離北京。他的失敗為滿清入關打開了一扇大門。如若無此，歷史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今天談論這些，只對歷史本身而言，決無影響民族團結之意。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
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以史為鑒的傳世經典。文章梳理明朝滅亡與崇禎之死，尤其是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的種種錯誤，為后來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進入北平提供了歷史參考。
1944年3月，文章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連載，因其與一代偉人對黨的前途命運艱巨性和長遠性的思考、對中國農民革命局限性的反思相契合，遠在延安的這位偉人看到此文后反復擊掌連聲自語：好文章，好文章！此文被納入當年延安整風必讀文件。
不難看到，此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兩個務必”的要求，在黨中央去往北平路上“進京趕考”的隱喻和“我們決不做李自成”的宏愿，無不體現了開國領袖對歷史的敏銳洞見和未雨綢繆、登高望遠的能力和期盼。
黨十八大以來，反腐力度不減，全國人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這是延安精神強大基因的遺傳。
如今，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正富起來強起來，但作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以及她領導的人民，還仍然跋涉在“趕考”的路上!
在這個意義上看，那棵古槐是一枚具有極強生命力的感嘆號！
當我們走近它，關注的不應該只是300多年前景山晚景中那一抹血色殘陽，更重要的是在目睹它光鑒照史的姿勢時，不忘領會其意味深長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正所謂，古槐依舊在，盡在不言中！
2020.1.29 于潛江
作者： 鮑邦協
責編：毛秘 《白浪情》
來源：新華號 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