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數碼】在過去一周，蘋果設計主管Jony Ive在舊金山的現代藝術博物館上提到了很多話題，包括AppleWatch。Ive之前曾表示，Apple Watch項目要比iPhone更復雜，因為戴在手腕上的時間設備更有歷史性?，F在，據Re/code網站報告，Ive表示，Apple Watch將包含非常炫酷的無聲鬧鐘，可以安靜的叫你起床。當用戶在Apple Watch上設定了早晨起床的鬧鐘，Apple Watch會通過不斷無聲碰撞用戶的手腕叫醒用戶，這種情況下可以不影響家人休息。

我們都知道Apple Watch肯定會有鬧鐘功能，現在看起來Apple Watch的無聲鬧鐘通過力回饋引擎震動傳感器叫醒用戶。當然，這種引擎通常被用來提供通信功能，下面是蘋果對TapicEngine的介紹。

Apple Watch內部有個叫做TapticEngine的小裝置，它是一個線性致動器，用來生成觸覺反饋，通俗地說，它會時不時戳戳你的手腕，感覺類似于輕拍。當你收到提醒或通知、旋轉數碼表冠、按壓顯示屏時，手表都會輕輕戳你一下，你可以明顯感覺到每一種互動產生的"戳"都各不相同。與此同時，特別設計的揚聲驅動器會釋放出細微的音頻信號，配合TapticEngine共同與你的感官互動，帶來一種細致而微妙的使用體驗。它讓你可以發現一些全新的、親密的方式，與其他Apple Watch使用者進行溝通，比如悄悄地戳一下別人，當作打招呼，甚至可以將更私密的訊息傳給對方，例如你的心跳。

這種無聲鬧鐘功能對于可穿戴設備來說，并不是什么新鮮功能。很受歡迎的Fitbit健身腕帶已經支持相似的功能很久了。雖然這種無聲鬧鐘功能很實用，但不知道有多少人會使用。根據包括Tim Cook在內的很多蘋果高管介紹，Apple Watch需要每晚進行充電。如果Apple Watch在充電支架上，這種需要戴在手腕上才能工作的無聲鬧鐘就沒有意義了。當然，蘋果可以在未來版本的Apple Watch中強化無聲鬧鐘，增加睡眠追蹤等類似功能。

前言

19世紀至20世紀，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在這個特殊的時代，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以筆為劍，以舌為刀，劈開了一條救國救民之路，喚醒了麻木不仁的中國人，從精神上使中國人站起來，強起來，這些人中有一位杰出的人物，那就是魯迅，他棄醫從文，以筆為“槍桿子”，使一代代中國人覺醒，雖沒有真正上過戰場，但他卻能使敵人聞風喪膽。

魯迅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在童年的時候，他的理想是立志當一名醫學家，卻沒料到自己走上了文學之路。

童年經歷

魯迅原名周樹人，他出生在浙江紹興，浙江的紹興是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地方，這里人杰地靈，孕育了許許多多的文人，魯迅的祖父就是其中一位，魯迅的祖父于1871年中進士，做過知縣，內閣中書，家里有糧有田，一大家子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魯迅作為家中的”長子長孫”，自然會有一段幸福的童年經歷，從他寫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等文章可以窺見一二，但是不幸還是悄悄降臨這個大家庭。

光緒十九年，是鄉試之年，主考官殷某正是魯迅祖父周介孚的舊相識，當時正趕上周介孚在家丁憂，便讓下人給殷某送些銀兩，請求照顧自己家中的幾個孩子，當時的科場舞弊是重罪，但是由于清政府自顧不暇，無力管控地方，所以考場舞弊已經明目張膽，各種作弊方式層出不窮。周介孚的做法雖有不對但在當時的環境也情有可原，事情就壞在這個不會辦事的仆人手上。

當時的殷主考正在船上與前來拜訪的蘇州官員談話，周家仆人將周介孚的信和銀票交給船上的下人，那人看見有信和銀票不敢怠慢當即進船把信當著蘇州眾官員的面交給殷主考，殷主考頓時尷尬不已，便默不作聲的拿下銀票裝進自己的衣服里，繼續與官員交談，周家仆人在岸邊等待多是未見結果，看見錢已經送進去卻不見回信，于是在著急地在岸邊大喊：“老爺把錢都拿了，該給小人一個交代吧，好讓小人回去交差啊”，船上的仆人覺得大喊大叫的丟人，就前去阻止，誰知這人是個“二百五”，越不讓叫就越叫地起勁，老百姓迅速圍了過來，對著殷主考指指點點，主考官顏面全失，當即下令將周家仆人捆綁起來交由當地府衙辦理。

周介孚行賄主考官，證據確鑿，立即上報遞交給當時的皇帝光緒帝，光緒帝頓時龍顏大怒，下令徹查此事，并判處周介孚秋后立斬，周家人為保全周介孚，賣房賣地，四處籌錢，周介孚在京為官三年，也有一些朋友為其出力，當時的主審官趙舒翹就是其中一位，他覺得周介孚只是正好倒霉而已，大家舞弊都沒事，偏偏讓他攤上，于是終于在他的努力下，周介孚的“秋后問斬”被壓了下來，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周介孚被關在杭州監獄里。至此，周家由盛轉衰，魯迅的不幸從這里開始。

在這場舞弊案的剛開始，魯迅的祖父迅速逃到上海，于是當地的官員將魯迅的父親周伯宜捉拿歸案，為其父頂罪，周介孚最后怕連累更多的家人投案自首，周伯宜被放，由于周介孚是死刑犯，又年事已高，家人為了周介孚在監獄里獲得好的待遇，每年不得不四處籌錢送給官員，并且還要花費大筆銀子，將周介孚在“勾決”名冊中“實行”之外，這種銀子年年需要打點，再大的周家也要被拖垮。

周伯宜本是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的書生，作為家中的長子，父親被捕，他不得不去操持，去活動，自己又被羈押受到驚嚇，出獄后還要為父親之事活動，再加上家道中落，年輕的周伯宜受到很大沖擊，無法面對這一切，于是他開始酗酒，抽鴉片，終日渾渾噩噩，最終染上肺結核，這種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是絕癥之一，中醫西醫都沒有好的方法，先是咳嗽，接著是咳血，又發展為肝硬化，最后周伯宜不治而亡。

小小的魯迅親眼目睹自己家庭的這場變故，又親眼見證了父親的死亡，在父親生病的那段時間，由于在當地沒有西醫，他親眼看見那些庸醫為父親開的那些無用的藥方，如經霜的蘿卜，七只蜘蛛，竹葉去尖等，最為荒謬的是一種“敗鼓皮丸”，這種藥是用一種破舊的鼓皮制作而成，庸醫認為這種病既然是水腫又鼓肚皮，那么用破鼓皮正好降服這種病，魯迅看到這一切，為小小的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他立志要學習西醫，救死扶傷，這也是他后來一直不相信中醫，并且多次在文章里批判中醫的原因。

去日留學

在當時，讀書一般都是為了做官，即使是做不成官也要去做官員的“幕僚”，而魯迅卻選了不同的道路，去“洋學堂”，這種事在今天看來并沒有什么，但是在當時可以被看做是“洋人的走狗”，是一種叛國行為，魯迅沒有被這些想法嚇到，1898年，年輕的魯迅懷揣著母親為其四處籌備的八塊銀元，踏上了自己的求學之路。他首先來到洋務派創辦的南京水師堂，這是當時的洋務派為富國強兵而創辦的，里面設立有地理、化學、物理等自然學科課程，在這里魯迅接觸了跟以前不一樣的世界。

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開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如嚴復的《天演論》，這本書是英國作家赫胥黎寫的，主要記錄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這本書給魯迅帶來了很大的沖擊，使他認識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他開始認識到積貧積弱的中國只會任人宰割，只有使中國強大起來才能擺脫被欺凌的命運，走上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道路。

魯迅在南京水師堂成績優異，所以在畢業后，他獲得了官費去留學的機會，由于經費有限，魯迅選擇了當時費用低，又離家近的日本的仙臺市，在這里，他遇到了一些事，使他改變自己學醫的想法，開始棄醫從文。

初到日本，魯迅先到京東宏文學院學習日語，在日本學習期間，魯迅仍然心系祖國安危，他參加了反清愛國運動，更是在自己寫的《自題小像》中，發出了“我以我血濺軒轅”的吶喊。后又到仙臺學習兩年的醫術，在這里他還遇到了對他十分關愛又不會歧視中國人的老師藤野先生，魯迅后來還專門為這位老師寫了一篇文章，即《我的藤野先生》。

魯迅在日本學習期間并不是十分愉快，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自然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又加上魯迅的老師藤野先生對魯迅十分疼愛，自然遭到其他學生的嫉妒，有一次，魯迅的期末成績考的十分優秀，一段時間后，一位學生干事突然要借魯迅的講義看，魯迅當時并沒有多想，于是將講義拿出來，誰能想到這是一場故意針對魯迅的行為，干事將此講義翻了翻，就放下了，并沒有將講義拿走，沒想到此人走后，魯迅接到一封信，魯迅將其拆開，信的大致內容是魯迅之所以取得那么好的成績是因為藤野先生先前為他劃了重點，藤野先生給他泄露了題目。魯迅這才想起前幾天，大家召開同級會，干事在黑板上寫完以后，在末尾加了一句“請全數到會，勿要遺漏”而且在遺漏旁邊加了一個圈，魯迅當時看到并沒有覺得有什么，只有覺得有點可笑，現在回想起來，估計是暗諷藤野先生把題目泄露給自己。

魯迅想到這種事情不僅關系到自己的聲望，關系到在日所有留學生的名譽，不能善罷甘休，于是，他將此事藤野先生和幾位朋友，他們很是氣憤，因為魯迅平時的努力和用功他們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們一同去找干事，讓干事把證據拿出來，否則就是誹謗，干事頓時啞口無言，不得不收回了他們的話，這場誤會就此了結，但是，這件事卻引起了魯迅的反思，為什么自己的優秀成績遭到日本人污蔑，此時他才想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的軟弱無能，外國人自然認為中國人也是無能之輩，自然不能比其他國家的人優秀。

第二年的醫學課，魯迅開始接觸細菌學，當時學校還沒有大量先進的設備儀器，于是就給學生們用電影觀看細菌的形狀，有的時候在課程講完以后，老師會放一些電影供學生觀看，此時，正值日俄戰爭時期，日本戰勝俄國，但是魯迅卻看到這樣的場景，日本和俄國的戰爭是一場爭奪中國領土的戰爭，這場戰役從頭到尾都是在中國領土進行，但是偏偏有一些中國人在為俄國人做間諜，被日本人逮捕后，在中國境內被槍殺，圍觀的也是一群中國老百姓，更有甚者拍手叫好，這一幕深深刺激了擁有愛國情懷的魯迅，他又一次開始反思：看病救人只能救人身體上的病痛，不能救“東亞病夫”得病，不能拯救中國人的“看客”心態和“旁觀者”的心態，他意識到中國人麻木不仁的“病”要治，必須使中國人從精神上開始“醫治”，于是他毅然決然的拋棄醫學，走上了以文學拯救蒼生的道路。

開始寫作生涯

當然魯迅的寫作生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由于他文風辛辣，經常直指要害，為自己樹立了一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大丈夫形象，自然有很多人針對他。

魯迅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是一直在罵與被罵中，樹敵無數，他經常言語犀利的攻擊他人，當然其他人也不能坐以待斃，自然會懟回去，更有甚者是純粹不喜歡魯迅這個人，就是想要罵魯迅幾句，當然這些人的罵戰，不可能和我們潑婦罵街一樣，而是委婉但不失激烈的作品罵戰。這些人不乏當時社會上層人物，和各行各業的精英。

成仿吾便是其中一位，成仿吾是革命文學社的，發起人之一，使中國無產階革命戰士，教育家，和社會科學家，也被譽為“紅色教育家”，就是這樣得人十分不喜魯迅的作品，他曾在魯迅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吶喊》出版的時候說過：早期的作品很平凡，尤其是《狂人日記》，《阿Q正傳》寫的雖然好，但結構不好，《藥》,《明天》《孔乙己》寫的過于庸俗等話語，甚至他還寫道：“作者是被萬人敬仰的，他對于一般的青年影響是很大的，像他這樣魚目混珠的，我對他是特別不滿意的”，成仿吾還說魯迅是中國的“唐吉坷德”,并說：“我們中國的唐吉坷德，不僅海量神經錯亂與夸大妄想癥諸癥，而且同時還在還在醉眼陶然，不僅見了風車要疑神疑鬼，而且同時自己要跌坐在虛構的神壇上，在裝神弄鬼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新詩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科技大學首任校長、蘇聯外籍院士、文學藝術會主席、中日友好友好協會名譽會長，隨便一個頭銜拿出來都很厲害。

就是這樣的一個很厲害的人，他也加入了針對魯迅的行列，1928年，《文化批判》雜志，掀起了一陣批判魯迅的熱潮，，郭沫若正好也在此列，他還因此專門寫了一篇名為《文學戰線上的封建余孽》短文，聲稱魯迅為“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余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的，所以魯迅是有“二重性質的反革命人物”。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在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兩人處于不同的領域，并沒有什么過多的隔閡，甚至十分友好，徐志摩曾經還向朋友推薦過魯迅的文學《中國小說系列》，可見徐志摩這時候還是把魯迅當作朋友處的，但是因為一本期刊，兩人終于有了一次正面的交鋒，孫伏園、周作人、錢玄同創辦了雜志《語絲》，由魯迅擔任主要撰稿人，當時徐志摩想在雜志發表一篇翻譯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其中的《死尸》，徐志認為這首詩的前言部分不需要翻譯，翻譯成漢語后會影響這首詩的音樂美，缺乏神秘，況且前言部分不會破壞整首詩的結構，反而使得整首詩更加優美，富有音樂感。魯迅看到這篇文章后覺得徐志摩把這首詩的音樂美寫的太過神秘，有些扭曲和夸張。于是寫了《音樂？》一文，諷刺徐志摩的音樂觀，甚至寫到認為是徐志摩的耳朵出了問題，應該被送進瘋人院”。

劉半農在國外學習音樂，看到《語絲》雜志上關于徐志摩的《死尸》和魯迅評論的《音樂?》,對徐志摩的音樂觀并不認同，他也半真半假的諷刺道“我劉復幸而尚在，我要請他預先在遺囑上附添一筆，將兩耳送給我解剖研究”，徐志摩當然大怒，從此以后與魯迅決裂。

徐志摩個人喜愛交友，個性溫和，輕易不與他人交鋒，而魯迅是一個不惹我我也不惹人的性格，如此諷刺徐志摩，大概是真的不喜歡他那些情情愛愛的詩吧。

罵魯迅罵的最狠的應該是蘇雪林了，蘇雪林是浙江瑞安人，先后在滬江大學、安徽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后到臺灣師范大學，成功大學任教。被稱為“罵魯第一人”，蘇雪林在剛開始的時候還是非常敬重魯迅的，在魯迅面前經常自稱為“學生”，在一次酒會上，蘇雪林見到自己的偶像魯迅時十分激動，趕忙上前握手，但是魯迅態度十分傲慢，并沒有跟理會蘇雪林，并且在酒會上用十分激烈的詞語辱罵一個叫孫福熙的人，此人恰好是蘇雪林在法國的好友，從此，蘇雪林就將此事懷恨在心，在魯迅死后，蘇雪林以罵魯迅作為終身事業。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突然死于上海，享年55歲，這位在無聲戰場上的“戰士”，結束了他短暫而又輝煌的一生，在10月17日的上午，他還在筆綴不更，午飯后，他又外出會友，并到書店轉了一圈，晚上，他又跟前來看望他的周建人交談，兩人還對家里的事進行了商量，半夜，魯迅先生突然呼吸急促日本醫生迅速對魯迅采取了急救措施，吸氧、注射藥物等緩解方法。最終也不能挽救魯迅的生命。于19日凌晨5時20分與世長辭。魯迅先生死的十分突然，引起許多爭議，當時的日本醫生須藤診斷為肺結核導致哮喘加劇，引發心臟哮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20多位醫學專家對魯迅生前的一幅X光片重新進行會診，在此得出了一個十分令人驚詫的結論，那就是魯迅并非死于和父親一樣的肺結核，而是肺氣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