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沒有那么‘卷’，還是‘新的’。”
“感覺上當了。”這是來自中國南方的薄少尉，第一次落地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時，心里冒出的第一個想法。
這是大概15年前，2009年夏季的一天。從北京搭上了一周僅有兩到三趟的飛烏蘭巴托的國際航班，薄少尉沒有想到，未來自己的事業和人生，與這個當時完全陌生的草原國度，就這樣深深地綁定了。
薄少尉的第一次蒙古國之行，是抱著商業考察的初衷前往的。在此之前，于上海的一處電腦城里，經營售賣電腦配件和網絡電子類產品的他，一直安穩地做著自己的生意——直到一位蒙古國大學生的到店搭訕，讓薄少尉的人生軌跡發生了轉變。
烏蘭巴托初考察
這位以留學的名義來到上海的蒙古國大學生，尋到薄少尉的店里，原意是想從這里購買一定批量的電子設備，再發到烏蘭巴托賺取差價。和剛好身在門店的薄少尉一番交談過后，后者被大學生口中的蒙古國吸引住了：這個神秘的北方鄰國具有魅力，亮麗的發展景象正等待著尚不了解的中國游客，去見識一番。
薄少尉對蒙古國的好奇心，就這樣被一位突然造訪的異域大學生勾了起來。
從事信息工程相關行業的他，自然先在網上搜尋了一番——但彼時國內的互聯網上，有關這樣一個夾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牧業國家，真實披露的有價值信息少之又少，零星的幾條帖子，也是講述蒙古國的負面為主，似乎大家的關注重心，從來就不在這個鄰居身上。
“對于當時的我來說，蒙古國是如此神秘。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地方，我就更感興趣了，想要出發的愿望越來越強烈，想著反正是過去看一看，玩一玩也無所謂。”自述性格里帶有探索欲的薄少尉，在那位初相識的大學生的聲聲邀請中，對蒙古國愈發有強烈的揭秘渴望，迫不及待開始了動身準備。
大學生的父親在蒙古國是一名警察，通過親戚朋友開設在當地的公司，很快向位于北京的蒙古國駐華大使館發去了一封關于商務考察的邀請函，對象是薄少尉。感受到了對方的誠意，趕到北京的薄少尉找到代辦的中介，辦理簽證的手續流程就更加順暢了。
要知道，僅是近十余年來，中國商務部和駐蒙使館就不止一次，對計劃赴蒙務工的中國公民發起提醒，稱已屢屢接到在蒙工作的中國同胞反映，在當地遭遇了種種困境，包括未能依法辦理務工人員的工作簽證及在蒙工作、居留證件，受包工頭辱罵、毆打，等等。
但對當時的薄少尉來說，自己抱著商務考察和游玩的目的前往，在蒙古大學生的美言美語之下，并沒有將這些同胞們踩過的“坑”，當成必須防范的風險多加警惕。這也為他此后在蒙的投資波折埋下了伏筆。
拿著允許赴蒙的商務（B）類簽證，可以在蒙古國足足停留30天。薄少尉將自己的第一次烏蘭巴托之旅的具體時間，選在了當年的7月。這既有薄少尉出于參觀蒙古國“那達慕”大會的考慮——這個主題為草原游牧民族傳統運動的盛大競技節慶，一般是在每年的7月中旬舉行——也有他想避開屬于溫帶大陸性氣候的蒙古國寒冷漫長的冬季，趁著天氣狀況相對良好的年中，更充足地考察當地商業業態的打算。
告別北京的機場，飛機升空，直到降落在另一個國家的首都，大約1200公里的路途，這近三個小時的行程里，薄少尉的心中“滿是探索的激情”。
不過，激情隨著薄少尉走出舊成吉思汗國際機場的步伐，漸漸消退。
映入他眼簾的蒙古國首都，和此前對方口中描述的美麗盛況，根本不是一回事：烏蘭巴托城里的建筑，最高不過五六層，望不見十幾層高的樓房；很多樓看風格，還是蘇聯時期建造的，“很破敗”；從機場到烏蘭巴托市區，幾十公里的道路，路面上全是泥和坑洼——屬于簡易公路，且僅為雙向雙車道。
從宏觀來看，包括道路、能源和電力在內，蒙古國的基礎設施并不十分完善，公路以砂石路和自然路為主，只有少部分是柏油馬路。
在這個世界第二大的內陸國，人口密度不高，分布也極度不均，有將近一半的居民集中在首都——剛下飛機的薄少尉望去，烏蘭巴托人倒是不少，沿街做買賣的商鋪卻沒幾家，商貿業并不繁榮，“現代化的氣息少得可憐”。
從上海到北京，再到烏蘭巴托，落差顯而易見。薄少尉說，當時的自己，“感覺就像一下到了非洲”。要在“這么貧窮和落后的地方”，掏出真金白銀去投資，他猶豫了。
待了一個月后，無功而返的薄少尉作別了蒙古高原，和漠北大地的聯系卻沒有因此中斷。意識到那位大學生想用夸張的描述，吸引自己過去投資，薄少尉并未與對方斷交；相反，后者持續發出的合作邀請，讓他有了盛情難卻的想法。
止損“吃空餉”
一年后的2010年7月，帶著一位同樣有著考察意愿的朋友，薄少尉再度來到了烏蘭巴托。
這一次，他下定決心要將自己的投資付諸行動。
考慮到大學生家庭有警察背景的緣故，在當地政策允許的背景下，雙方計劃合作開設一家安保公司。
身處情況未明的異國他鄉，薄少尉也不敢投入太多，前期幾十萬元人民幣的成本轉賬過去，公司就正式運轉起來了。
先是簽訂相關的合作合同等文書，所有的文件都是合作伙伴用蒙古語擬就的，交到薄少尉手里的中文版本，還是他找當地的翻譯去譯寫的——而公司用的翻譯，就是那位和他在華結緣的蒙古大學生。
事后回想起來，從懵懂狀態中驚醒的薄少尉才意識到，對烏蘭巴托當地的法律條款一無所知的自己，在語言和文字都不通的情況下，和當地的父子二人合伙做生意，受騙上當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從頭到尾，自己稀里糊涂簽過名的那些文件合同，我根本不知道里面寫的是什么內容。感覺人家要騙我，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然后是人力和物資成本支出。從發自中國的器械，到衣服和汽車，再到警棍、手銬甚至槍支等特殊裝備，購買資金全都是從薄少尉的腰包流出。承擔了大部分的前期投入，按理說出了錢就應該有股份——可讓他大感意外的是，在這家算得上是跨國合作的安保公司里，自己居然不是股東。
發現不對的薄少尉，又拿出了那份草草簽訂的合作合同，發現里面除了注明合作期限等基礎事項之外，并沒有與投資相關的保證條款或損失追責說明，更不用提自己的股東身份認證。他去問合作伙伴，對方卻拿出一套“蒙古人的公司外國人不方便加入”的說辭，將他搪塞了過去。
公司開門營業了，眼見木已成舟，薄少尉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投入資金，支撐著它的日常運營。公司的員工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從財務到經理，再到各個部門的管理崗位，合作伙伴將關系好的親戚和朋友，陸續安排進來任職。這些人每個月的工資，都得薄少尉按時發放。
支出的負擔越來越重，距離公司盈利的那一天，卻始終遙不可及。
在當初商談合作的時候，對方曾對薄少尉擺起了本地警察的架子，稱自己有權力，能承攬許多企業和工地的安保業務——“畫餅”的承諾是如此美好，但薄少尉很快發現，他的合作伙伴，根本不是什么在警察局身居要職的領導，也并不想和自己踏踏實實地合作，來經營好這家公司，在對外自薦過兩三次安保服務遭拒后，就再也沒有行動過了。
整整一年的時光，就在薄少尉期盼公司扭虧為盈的無望等待中虛度了。等他終于將這家“吃空餉”的安保公司關停，時間已經來到2011年。
回到老本行
在蒙古國闖蕩這么些年后，逐漸增長了見聞和閱歷的薄少尉才發現，自己的遭遇，與許多后來赴蒙的中國人類似——都是以認識一位在蒙古國“有實力有背景的大佬”為開端，而展開的。
一個不能忽視的背景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北亞地區得到越來越多的響應，許多赴蒙投資的中國中小民營企業，對于境外投資的相關理論準備不足。
很多關于投資項目的具體信息，僅僅是通過熟人介紹獲得，對項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工作沒有做到位，對其涉及的行業發展情況、蒙古國的相關法律和政策更是缺乏分析評估，且由于了解不足的原因，還時常發生跟風過度投資（如從眾押注礦產業）的現象，導致中資企業在蒙盲目投資、吃虧受損的情況并不少見。
別人踩過的坑，自己都踩過，但薄少尉并沒有就這樣打道回府——動身來到烏蘭巴托之前，在上海的親友都知道他要闖蕩蒙古國外貿江湖的目標。“區區兩年半過去了，自己就灰溜溜地回去了，那也是挺沒面子的。”
面子之外，促使薄少尉在外蒙堅持下去的，還有他對當地商機的堅定判斷。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見識到蒙古國相對落后狀態的薄少尉相信，包括資源豐富的礦產行業在內，正在起步發展的各行各業將來一定有更大的發展機會。“也許是三五年，也許要十年，我不知道，但前景一定是有的。”
坐在烏蘭巴托租來的房子里，痛定思痛的薄少尉想了又想，還是覺得自己在蒙古國的出路，是做回自己的老本行，即網絡安全設備工程相關行業。
他說，這是自己從第一次的經歷里，吸取到的最大教訓——“在人生地不熟的國外做生意，一定要選擇自己深耕過的懂行的領域。這樣即使法律、人文環境不一樣，至少自己踩過的坑、有過的經驗是相通的，做同一個行業，有共同點，自己是專業的，成功的概率才會更大。”
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在烏蘭巴托沒有任何門路和資源的薄少尉，只能憑借自己過往在國內積累的行業經驗和知識，從最基礎的設備推銷做起。不懂蒙語，就連去哪里找市場相關方都不知道，薄少尉只得找到翻譯公司上門，請求對方的指引和帶路，慢慢摸索和學習。
“前期兩到三年的時間里，我處于起步探索的階段，都是賠錢的。”
開拓藍海市場
2010年下半年時，在和西方國家往來頻密的現代蒙古國首都，學習中文的居民并不十分多見。
吃過語言隔膜造成的大虧，薄少尉給自己制訂了學習蒙語的目標，請了老師教會基礎的拼音讀法后，花三個月的時間每天認真自學蒙古語，又在工作和生活中向本地人請教，由此掌握了簡單的日常交流用語。
從親身經歷出發，薄少尉發現，如今在蒙事業發展相對順利的中國企業家，基本都通曉一定程度的蒙古語。“對于我們需要經常經商往來的人來說，語言不通就會到處碰壁，像個傻子一樣。外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我們不一樣，通過翻譯的轉述可能根本意識不到，自己要表達的想法，也沒有辦法用語言和對方溝通，淪落到上當的下場在所難免。”
掌握了和當地人日常交流的技能，剩下的就是付諸行動。
從廣州和深圳統一發貨，通過鐵路運輸，到達邊境口岸后進行報關，再通過轉運送至烏蘭巴托，一趟流程走下來不過十余天。相比當地原有主流的俄式設備，薄少尉從國內引進的新設備和系統，性能表現更為優異，可烏蘭巴托的大部分業內公司，卻從來沒接觸過——這是個不折不扣的藍海市場。
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為了打開當地市場的銷路，薄少尉將運到蒙古國的設備做好檢驗后，就從最原始的上門推銷做起，又嘗試在報紙上登廣告，利用在烏蘭巴托剛剛興起的網絡營銷，來盡可能擴大自己產品的知名度。
客戶對新設備的了解全然空白，他只能一戶接一戶登門拜訪，展示介紹再手把手演示試用。“最重要的是要把設備的效果演示出來，客戶發現有不同，就能慢慢建立合作。”
得益于對比明顯的信息差和地域差，薄少尉在熬過開拓期幾年的積累階段后，在烏蘭巴托的網絡工程事業終于收獲了盈利。發展多年后，他的事業實現了從產品銷售到工程承包的跨越，公司從最早自己落腳的出租房，也變成了約500平米帶院子的大宅。
一晃而過15年，在烏蘭巴托已經組建了自己家庭的薄少尉，對蒙古國首都點滴推進的經濟變化都看在眼里：在曾經難覓中文翻譯的烏蘭巴托街頭，他和越來越多的同胞擦肩而過；當年門庭冷落的商店里，如今來自日韓和歐美的各式商品供應充足，一切都在變得更多。
一切都在上漲，物價翻了好幾倍，人工成本繼續上升——2010年的時候，他給公司員工開的月工資為大概500元人民幣，15年過去，這一數字翻了十倍；房價和地價也在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浮動著，他那500平米自建的宅院，當年的買地價不過30萬元人民幣，“現在估計要超過100萬了”。
新冠疫情期間，由于來自國內的物流一度中斷，薄少尉的網絡工程公司三年沒有開張，所幸公司有自己的物業，相比當地其他仍然需要交租的中資企業，“抗風險能力更強一點”。
在人員和物資恢復流通的后疫情時代，薄少尉說，時間走過了這些年，自己依然看好蒙古國的發展勢頭。“不少行業有非常多的商機等待挖掘，相比國內，這里沒有那么‘卷’，還是‘新的’。”
陸港開啟新局面
如今的烏蘭巴托，圍繞著中心區域成吉思汗廣場，參差林立著各種現代樣式的摩天大樓與上了年份的蘇式建筑，逐漸告別了薄少尉第一次來這里所目睹的“非洲”景象。這個資源富饒的內陸大國，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富裕起來。
在礦產行業的推動下，蒙古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吸引了外資強烈的投資興趣。14對口岸，順著兩國4700多公里綿延的邊界線依次排開。在過去的十余年里，中國已經成為了蒙古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和投資國。
2014年，蒙古國提出了“草原之路”倡議，包括修建連接中俄的高速公路、電氣線路和擴展跨國鐵路、天然氣管道、石油管道在內的多個項目。
對于步入發展快車道的草原國度來說，一個清晰的戰略目標由此顯現：通過落實“草原之路”倡議，來發揮自身地處大國之間的地理位置優勢，憑借跨境運輸貿易來振興經濟，而這也與“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北亞的推進高度契合。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由于作為一個內陸國，蒙古國只有中、俄兩個鄰國，這一獨特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具備與這兩個區域內大國發展經貿關系的便利性。
換句話說，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抓住隨著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而至的機遇，成為了蒙古國培育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途徑。
不過，蒙古國并不滿足于充當過境通道，它要充分利用能夠為己所用的海港。
2023年11月9日，在開展中蒙班列服務已有30多年歷史的天津港，一列裝載食品、日用百貨和機械配件等貨物的班列開出，駛向蒙古國——這是該年度在津發運的整整第600列中蒙班列，也標志著中蒙經貿合作正駛入更深層次的合作水域。
天津港是距離蒙古國最近的海港。對于沒有出海口的蒙古國來說，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進程中，這是對其最為重要的進出口海上通道之一。直到近年，蒙古國經鐵路運輸的約90%過境貨物，都由天津港進行轉運。
從這個“中蒙俄經濟走廊”東部起點出發，借助天津港廣泛的對外聯系，往來運抵蒙古國和海外國家的貨物，得以安全高效到達。
從蒙古國的扎門烏德到天津，再到韓國仁川和日本大阪，繁榮的“海鐵聯運”過境運輸業務，將一車車礦產品、手工藝品、食品、汽車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惠及更多目的地的民眾，凸顯著天津港“橋頭堡”對于蒙古國加速融入所聯通區域經濟的重要作用。
今年1月，來自蒙古國政府的確切消息傳出：依托位于蒙古國東戈壁省扎門烏德市的區域物流中心，包括扎門烏德國際陸港在內，該國計劃新建8個鐵路口岸陸港，來擴大與鄰國的貿易規模。對外運輸管道的建設日益興盛，更多如薄少尉一樣的華商，還將跨過國門北上，以自身的奮斗故事，匯入中蒙經貿合作的新潮流。
經的電腦城，是電子狂潮的代名詞，但如今卻變得冷冷清清，這背后的變故究竟是什么？讓我們一起走進那些年的輝煌與今日的沉默。
20年前，北京的海龍電子城開業，吸引了日均數萬的顧客，成為了中關村的一張名片。上海徐家匯的TPY中心，曾是電子愛好者的圣地。然而時間流轉至2024年，這些曾經的熱門地標，正在經歷一場轉型的陣痛。
沒落的序章電商的崛起，無疑是電腦城沒落的直接因素。那些標準化的3C產品，在電商平臺上以更低的價格和更便捷的服務，俘獲了消費者的心。電腦城，這個曾經的購物天堂，逐漸失去了它的光環。
攢機的黃昏曾幾何時，攢機是DIY愛好者的狂歡。現在，隨著品牌機的普及和價格的親民化，攢機的市場正在萎縮。那些曾經繁華的電腦城，見證了攢機從繁榮到落幕的全過程。
電子城的新篇章面對電商的沖擊，一些電腦城并沒有選擇坐以待斃。它們通過提檔升級、轉型發展，試圖在新的產業坐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TPY中心在原址重建，成為新型商業中心，重新煥發生機。
誠信經營的回歸在轉型的過程中，誠信經營再次成為商業的金律。無論電腦城向何方發展，都必須堅守誠信的原則。這是它們贏得消費者信任，重拾輝煌的關鍵。
商業常識的反思電腦城的沒落，也讓我們反思商業的常識。劉強東曾在太平洋數碼城關閉時發表感慨，指出電腦城的沒落并非外力，而是內部問題。誠信經營，始終是商業成功的基石。
結語電腦城的沒落，不僅是時代的變遷，更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在這股浪潮中，有的電腦城選擇堅守，有的則選擇了轉型。無論如何，它們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新坐標，期望在未來的市場中再創輝煌。
作不只是工作。過去幾十年，它是一個人一生的核心，決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范圍，標記著家庭角色、社會地位，提供了最關鍵的價值感、意義感，像一張大網，生活就在這張網上編織而成。
當失業發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生活，一種信仰。高P們過去堅信事在人為，個人的努力決定一切，如今他們發現，鳥無法逆風飛行，時代、環境對人命運的影響，比他們想象得沉重。
文 | 徐晴
編輯 | 金匝
運營 | 圈圈兒
失業的第605天
就在今年夏天，北京望京的辦公室里，吳奕還在跟遠在上海的團隊電話溝通第二天出差的行程。她是令人仰慕的職場標桿：38歲，北大碩士畢業，供職過百度、微軟，在互聯網全盛時期踏入大廠，帶過100人的銷售團隊，給公司掙過幾個億，年薪百萬。
僅僅1個小時后，她失業了——大廠業務調整，她被掃地出門。
一開始，她的計劃是瘋玩兒、休息，但很快，她發現自己早就習慣了“每天一睜眼schedule（日程）排滿的日子”，脫離工作就像“呼吸性堿中毒”，使勁兒呼吸，卻因為缺氧而頭暈目眩。過了三周，找工作的焦慮如期而至，“花店關了，花還要開”，她打開招聘軟件，短短幾天里，高效溝通了313個崗位。
我們在亞運村附近的茶餐廳見到吳奕，她留短發，墨鏡搭在額頭上，看起來利落、干練，一個典型的女性高管形象。但偶爾，她流露出自我懷疑。懷疑來自于重新求職的挫敗——313個崗位，只有20個要走了她的簡歷，軟件上“投遞簡歷不合格”的通知刷了屏，待面試的崗位0。“我不認為我連簡歷關都過不了。”她驚呼。
茶餐廳隔壁座位的人聽到這句話，走過來想給吳奕介紹工作。她下意識地問：“您是做保險的嗎？”隨后她解釋：“現在主動找我的，要么是賣保險，要么是做微商。”語氣里有一點苦澀和自嘲。
▲ 圖 / 視覺中國
大約是2021年的尾聲，一家外企的總監林北，也失業了。
失業這兩個字，此前他覺得和自己毫無關聯——就在前兩年，還有獵頭來挖他，是某大廠300萬年薪的崗位，他覺得“不夠長期投入”，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但現在，“工作變得難找”——大環境不好，招聘條件收緊，獵頭發來的每句話都是質疑。他被其中一個要求奇高的崗位嚇到了，一個GR（政府關系）總監，要求有衛健委、發改委、公安等一系列資源，薪資卻低到“令人發笑”。
企業高高在上，求職者無比卑微，即便是曾經的總監。林北有場面試被臨時改了兩次，先定上午10點，后來說面試官有事，改成下午2點。等林北準時抵達，對方又說抽不出時間，再改成下午4點。
他急需一個成功的offer，哪怕不是自己滿意的，也能提提氣。今年9月的一天，終于有獵頭說恭喜，他得到了某公司負責人親自面試的機會，成功概率很大，“上百份簡歷，篩了最后一圈，基本上就是這幾個人之一”。
拿出好久沒穿的正裝，出發前仔細打理頭發，走進辦公室，林北講從前的履歷，參與的大策劃、大項目，但對方說：“這些跟我要的不一樣。”他反問，您對PR的理解是什么？對方身體向后一仰，說PR就是接待領導，“每天來我們這里參觀的領導還挺多的”。
林北愣住了。在獵頭的描述中，這家是知名民企，產品蜚聲國際，拉滿了他的期待值，事實卻是“想繼續造飛機，人家讓我去擰螺絲”。預期不匹配，面試以失敗告終。
他在心里計算著，這是自己失業的第605天。
最近兩年，有許多像吳奕、林北一樣離開大廠或外企的人，他們大多在35-45歲之間，坐上了管理者的位置，拿著100-200萬左右的年薪，被看作職場里最頂尖的人，打工人的天花板，是“高P”——阿里習慣用P加數字來劃分員工職級，P1到P10，P8是分水嶺，之下是基層，以上是高層，也被坊間稱為高P。高P不只是一個頭銜，更關系著薪資待遇、業績要求，延申到其他大廠，是不是高P，也決定著下一份工作的起點。
35歲的李玥畢業后就進入大廠，輾轉12年，在N家大廠間橫跳，拿到了百萬年薪，職級達到了P8；
75后傲銘從廣告公司的總監職務跳槽到大廠的P8崗位，獲得價值千萬的期權；
小野抓住了互聯網最后的繁榮，35歲進入大廠，擔任中層管理者，在北京買了房；
上海人佟瀟瀟從小就是“卷王”，大學上985，研究生出國留學，托福考過滿分，進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學校，2008年回國進入外企，一路向上攀爬，成為咨詢公司高管。
但一夕之間，水溫驟降，他們在最近這一兩年失去工作。
▲ 圖 / 視覺中國
林北定居在天津，以前手機天天響，去天津的下屬們再忙也會給他打個電話，約見面，說“跟您報個到”。失業后的世界很安靜，曾經熱絡的人，發了一條帶著天津定位的朋友圈，沉默地來，沉默地走。
一次家庭聚餐，親戚突然問佟瀟瀟，你爸媽不住你家，小孩誰帶？失業前，佟瀟瀟跟愛人都在上班，父母照顧小孩。她失業后，在外企工作的丈夫也失業了，兩個人想在空窗期盡一盡育兒的責任，讓父母回了老家。但面對親戚，“失業”兩個字，兩個人都說不出口，提問掉在了地上。
還有對工作、生活本身的懷疑。吳奕把工作比喻成“小白鼠跑輪子”。“當你是小白鼠的時候，沉醉于奔跑的感覺和努力的錯覺，但當你跳出籠子，環顧一圈，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在原地奔跑，不知道工作干到哪兒去了，能量又去哪兒了。”
工作不只是工作。過去幾十年，它是一個人一生的核心，決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范圍，標記著家庭角色、社會地位，提供了最關鍵的價值感、意義感，像一張大網，生活就在這張網上編織而成。
當失業發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生活，一種信仰。高P們過去堅信事在人為，個人的努力決定一切，如今他們發現，鳥無法逆風飛行，時代、環境對人命運的影響，比他們想象得更沉重。
震蕩
飛機上下顛簸，放下來的小桌板跟著座位一起劇烈抖動，“遭遇氣流”的提示音仿佛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小野心想：“我的人生，不會停留在這趟航班上吧？”
這次從北京來上海，小野的核心任務是“力挽狂瀾”。公司業務裁撤，作為中臺支持部門中層的小野和兩位組員都將被裁員。兩位組員，一個剛來不久，還沒轉正，另一位是老員工，也快要40歲了。在門檻越來越高的互聯網，這可能是她們在大廠最后的機會，小野想找業務部門領導——掌握著裁員話語權的人，最后爭取一次。
飛機落地，遇上一場凄風苦雨，她“殺”到公司，給領導發了消息，對方一開始已讀不回，后來回復“暫時沒時間”。她沒放棄，找同事求來了領導第二天的時間表，“我直接把他時間mark住了，就說約了你明天幾點到幾點”，幾個小時后，才收到了一個字，“好”。
她期待著見面。晚上在酒店準備了幾十頁PPT，包括過去一年她和組員做出的成績，跟其他業務部門的合作，反復練習話術。真見到了領導，來不及匯報，對方板著臉，將她帶的項目從頭到尾批了一遍：有漏洞、不妥當、毫無必要。談話的最終，領導指著幾張宣傳物料圖質問她，為什么是你們做，不是設計部做？為什么要多花這部分錢？她辯解，沒有花錢，自己人做的，領導用憤怒噎住了她：你們到底在做什么？
回到酒店，小野哭了一場，“十多年的職場生涯，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事實上，她和團隊的所有動作，事先都曾經跟領導溝通過，“他不可能不知道”。很久之后，她問領導，為什么“分手”不能體面一些？對方回答，你對領導層的要求太高了。
李玥決定離職的時刻，是在醫院里。去年體檢，她查出一種免疫系統的慢性病，醫生警告她，要長期吃藥，定期檢查，工作強度太高、作息混亂是不行的，一旦發展到后期，一個感冒都能要了她的命。
當時的工作跟身體一樣動蕩。公司在裁員，調整之快，快到大家都知道“這艘船在沉，但不知道什么時候沉”。沒有人是安全的，元老說走就走，大領導也會在幾個小時后消失于公司，一整個部門，一百多號人瞬間失業。“不管是誰，不講任何情面，讓你走。”
每周五下午，她從公司出發，獨自去醫院，坐在診室里看著醫生擔憂的面孔，窗外是陌生又美麗的夕陽，她抑制不住地想，這種生活的意義是什么？
▲ 在一次次出發中，思考工作的意義。圖 / 受訪者供圖
吳奕也有過那樣的時刻。公司變化最快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像“人死之前只吐氣不吸氣了”，有太多無法掌控的事，只有心力一直被消耗。在領導的辦公室，她痛哭了一場，被懷疑“拿到了offer，演一場戲求領導放人”。兩個人最終達成一致，給彼此一點時間。僅僅過了一周，裁員發生了。通知她時，HR比她更緊張，手微微發抖，吳奕反而松了一口氣，問HR，北京的失業金怎么領？
失業的瞬間，有驚訝，有疑惑，有輕松，也有失落。2022年的新年，林北在日記本里寫下：
廚房窗外昏黃色的快速路上幾乎沒有車駛過，目所及處的建筑物也是漆黑的，加上這個城市早幾年前便禁了煙花炮竹，夜空也是沒有絲毫的波瀾。在本該熱鬧喧囂的日子里，這個城市一片死氣，安靜得可怕。我掐滅了香煙，關掉了抽油煙機，把手機也調成了靜音模式，借著剛剛的一點酒意便去睡覺了。你可以說這是2021年的最后一晚，也可以稱之為2022年的第一天。于我來講，又增加了一層新的含義：這是我最后一個工作日，醒來后就是我失業的第一天。
高P失去工作，原因是多樣的。獵頭公司創始人兼CEO梁天諒有16年的行業經歷，根據他最近兩年的觀察，高P失業，原因主要有三個：行業整體衰落，比如地產、在線教育、互聯網等；大公司增速放緩，為降本增效精簡組織、裁員；還有高管們的45歲危機。“做到了副總裁級別，年薪200-300萬的高管，工作內容實際上用一個年薪100萬的也能干。”
當下，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前兩者。吳奕和小野的失業都與公司戰略調整有關，林北失業，是因為所在的快消品行業因為疫情影響經營，又沒趕上直播帶貨的風口，銷售額跌出新低，總部撤資。林北先幫公司把其他員工裁掉，再把自己也裁掉。
海平面一旦發生波動，職場氣候就有了最根本的改變。
好的時代，不辜負努力的人
每一位失業高P，都無比懷念自己最初工作的十年。
1999年，傲銘從老家廣州出發，到北京一所大學研修。元旦跨年，他跟同學一起爬長城，在漆黑寒冷的夜里許下心愿：進最好的廣告公司做事。
研修結束，他去了上海的一個電腦城。當年ebay收購了易趣網，一個美國的市場負責人在電腦城辦活動，傲銘跟他對接。初入職場的傲銘熱情、機靈，對方只要求他提供場地，但他會主動告知音響放在哪里效果更好。所有的電話他都立刻接聽，及時回復，“提供了超出期待的回饋”。工作結束，那個美國人要走了他的簡歷。
三個月后，傲銘收到了國內最大廣告公司的面試邀請，他早上飛到廣州面試，下午飛回上海。等回城飛機時，HR打電話問他，面試通過，什么時候上班？他在機場尖叫出聲，“突然間有種夢想成真的感覺”。后來他才知道，美國人曾是廣告公司高管。
剛進廣告公司，月薪只有2800元，但傲銘愿意最早來公司，最晚離開，公司的保潔阿姨跟他最熟，每天第一個見到的就是他。那時沒有星巴克，沒有咖啡機，早上，他在茶水間沖三勺雀巢速溶咖啡，“咕嘟嘟喝完，啪，開電腦開工，一直開到半夜”。又過了三個月，沒有人通知，他也沒主動提，工資漲到6800元。之后5年，他接連升職，成了公司里第一個總監級別的中國人。
這段經歷，足以寫進早些年的職場雞湯、成功學教材。傲銘覺得，職場教給他兩件事：只要肯努力工作，這個世界不會對你太差；你可以成為改變另外一個人命運的人。
如果有一副人生地圖，可以看到高P們曾經從四面八方出發，來到同一條名為“工作”的軌道上，馬不停蹄，向前奔跑。
吳奕的起點是一個江蘇小鎮，大學畢業，她涉足過互聯網大廠、外企、創業公司，最看重的是“個人成長”，從沒在乎過賺多少錢。李玥2010年畢業，加入了一家產業互聯網公司，歷時4年，從市場部門的基層做到負責人的位置。市場部的要務是打造品牌，擴大公司和產品知名度，李玥說：“那段時間就干什么都是熱血沸騰。”她帶團隊策劃過幾百人的泳池派對用戶活動，拍攝過用戶的生活，視頻在全網傳播，有用戶留言“看哭了”。
成為高管前，他們都經歷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日子，有無限的熱情和精力，擅長自我說服和管理，行動力極強。傲銘在廣州上班時，公司離父母家只有20分鐘車程，但他只有春節才回去。吳奕習慣了會議從上午10點排到晚上9點，所有事務溝通、拉齊。她沒有gap year，“卷，從一家公司無縫銜接到另一家公司，這邊辦著離職，那邊聽著新人培訓。”
▲ 圖 / 視覺中國
2012年前后，互聯網公司把所有傳統生意重新做了一遍，吸引了大量的錢和人，財務自由的神話隨時上演。小野曾經在望京辦公，下樓就是掃碼一條街，創業公司的地推把整條街鋪滿，掃碼送紙巾、玩偶，她在上下班的路上見證了美團和餓了么的較量，滴滴跟優步的大戰，O2O的興起和P2P的繁盛，“熱血沸騰的，每天都特別熱鬧”。擁有敏銳嗅覺的人，可以抓住每一個躍遷的機會，從一個風口趕往下一個風口。
傲銘在2013年前后發覺了廣告行業的頹勢，沒有了曾經的成就感，在各個公司反復跳槽、折騰了3年后，他決心要進阿里。那年他38歲，他告訴自己：“再不進入互聯網，我就被這個時代拋棄了。”
經過三輪面試，他加入當時還屬于阿里的螞蟻，月薪稅前2.8萬，只是他在廣告公司的一半，但他心甘情愿。小野2020年跳進大廠，從前上班20分鐘的路程，換成離家30公里、每天通勤超過三小時。
傲銘、小野駕著船去往下一個島嶼，也有人滿足現狀，停留在原地，比如林北很年輕時進入外企，在那里工作十年。有人即便沒有漿，也被風吹向一片新大陸，吳奕的第三個東家被國內最頂尖的大廠收購，她因此走上職場巔峰。
大廠氣候豐富。早期的阿里提倡自由、包容，傲銘說，園區里有一次抓到了一個小偷，因為穿著西裝，一眼被認出來，“阿里怎么會有人穿西裝？都是奇裝異服的”。擴張最迅速時，傲銘在阿里聽到過全國各地的口音。后起之秀字節業務廣泛，被稱為“宇宙廠”，那時它有最好的福利，免費下午茶、每月1500元的租房補貼、加班打車報銷、父母生病也可以用的商業保險，是標配。這里的人們互稱“同學”，平等代替了階層森嚴。
大廠逐漸占據了職場生態的頂端，它們的氣息通過上下游產業鏈、社交媒體、公司文化的布道，影響了大量公司和一代打工人。人們約定俗成：職級和薪資可以靠跳槽來提升，總有大廠愿意為人才多付出30%的雇傭成本。字節和快手激戰正酣時流傳著一個段子：“張一鳴欠你的，宿華會還”，而阿里職級體系里的P8被看作一個門檻，一個象征，如果你35歲沒有升到P8，就再也不會了。
30歲后，李玥唯一的目標就是夠到天花板。她把頭部互聯網大廠跳了個遍，除了一家產業互聯網公司，美團、阿里她都短暫登陸過，而她的最后一站是薪資、福利都很好的大廠，到這里，她的職級相當于阿里的P8。
工作贈與的一切
人們沉浸在工作里，并不是自我洗腦，而是工作提供了實打實的好處。
比如錢。小野剛剛到廣告公司工作的2007年，月薪1500元，22歲，她把當時30歲、月薪1萬的總監當作一個職場藍本，夢想自己30歲時也月入1萬。等那一天來臨，她的月薪早已達到3萬以上。
在螞蟻，雖然每個月到手的錢打了對折，但給了期權，按照螞蟻巔峰時期的估值，上市后，傲銘可以在拿到價值千萬以上的股票，財務自由只有咫尺之遙。
“我記得那會兒大家去日本旅游，把一線大牌店都給占領了，每個人都背一個奢侈品包回來。”除了日本，小野看過泰國清邁咸蛋黃一樣的落日，余暉照在人身上；欣賞過越南下龍灣清澈的海水，翠色的海面像一匹閃著光的綢緞。還有一次，她跟愛人沿著美國的海岸線自駕游，野生的巨大鵜鶘出現在眼前，攤開肚皮的海豹躺平了曬太陽，沒有憂愁，沒有危險，像一個童話世界。假期只要空下來，傲銘就會飛往日本、北歐、馬爾代夫……“你會覺得這世界就在你的手上。”
▲ 記錄每一次旅行。圖 / 受訪者供圖
錢和消費主義堆砌起一種中產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時，傲銘住在建于20年代的公寓樓里，推開窗戶可以俯瞰道路兩旁的法國梧桐，每個季節變換著顏色，出門50米就是武康路，如今最知名的網紅打卡地之一。
他喜歡攝影，新出的幾萬塊的相機，就算月光也要購入。他家的柜子里至今還有大大小小、不同型號的相機、鏡頭。他對上海和杭州的酒吧、米其林餐廳了如指掌，出門從來不坐地鐵，“太悶，我一定要生活在敞亮的地方”。
進了大廠，中產生活會被定義得更具體：旅行、小眾愛好、北上廣的房產，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小野買房是在2016年，周末的間隙，她刷了30萬存款，加上父母贊助的一部分錢，買下一套位于朝陽區、總價350萬的房子，之后30年，每個月要還1.5萬的貸款——恰好是她剛工作時夢想的30歲薪資。她買房時，一位馬來西亞同事表示不理解，瘋了嗎？背30年債務？只過了兩年，看到了國內、國外房價飛漲，同事在吉隆坡買了房。林北的兩個孩子上的都是天津最好的國際學校，佟瀟瀟的女兒從2歲開始上昂貴的托班。
工作還教會了他們一些經驗、規則、奧秘，被成功學稱為“管理經驗”“職場寶典”。
李玥自稱“一開始是一個很差的管理者”，在公司時，她的團隊人才流失率“恨不得全公司最高”，10個人，半年后只剩下她和一個員工，但她只用了一年，把它變成“最好的團隊”。
她的秘訣是同甘共苦、承擔壓力。做了領導，不代表可以做甩手掌柜，有緊急的項目加班，她留下來陪團隊一起；組員做的項目不符合預期，大領導發了火，在辦公室大吼大叫，她沒有爭辯，轉身溫和地安撫組員。她擅長甄選好員工：“招對自己有要求的人。一個想做好事情的人，你把他放在好的環境里面，他就會自己想辦法。”
管理員工不是最難的，如何處理跟上級的關系最耗費精力，也最關鍵。它也被大廠人稱為“向上管理”：面對強勢、自我但業務能力強的領導，需要克服自己的逆反心理；遇到進公司早但能力有限的老板，“即便他沒有想清楚，你也不能點明，得配合他去做事情，同時規避風險。”
掌握這些就像拿到了打開寶藏的密碼，擁有更完善的裝備，重新踏上旅途，成功的幾率大幅增加。
工作也帶來了成就感，投入的努力像一塊大石頭扔到湖面上，“它是有響的，水花能濺起來”，團隊干一個項目爆一個項目，李玥和團隊把公司里的獎拿了個遍。離開幾年后，競爭對手還在參考當年她和團隊的策劃案。
完美工作也決定著家庭和社會地位。每當弟妹們升學、工作，都專門請佟瀟瀟吃飯，找她咨詢該填什么志愿、第一份工作進什么樣的公司。在家族里，她的人生像是一個完美模板，后來者努力把自己的腳嵌進她的每個腳印。
當時只道是尋常。吳奕把一切看作理所當然。“就好像你坐上一趟車，不會因為說下一站到濟南你就好開心，因為你知道你就會到濟南，你都已經研究得非常充分，這趟列車就是開往濟南的，對吧？”
時代機遇、行業的上行、社會定義的價值，這些與工作本身擰成了一條共同的繩索，牽引著年輕人渡過河流，登上山巔，成為一個世俗意義上成功的中年人。
怎么突然不體面了？
傲銘開始漂流。大約是2018年，他換了一位領導，對方并不信任他，只給他安排瑣碎的工作。“她的老板過生日，要拍個視頻，我被指定做這件事情。”
阿里有內部轉崗的傳統，他先轉去飛豬，度過了開心的兩年，但領導更換，重復的故事再次上演。35歲門檻日漸變成不成文的職場規則，40歲的傲銘找了十幾個崗位，連面試都無法參加。HR直白地告訴他：“就算我給你面子，你能面試，但是你都超35歲了，業務那邊要你干嘛？”
▲ 招聘人員查看簡歷。圖 / 視覺中國
這是一場悲涼的旅程，4年時間，傲銘去過3個業務線，4個崗位，在倒數第二站，才工作兩個月，領導就讓他“自謀生路”。偌大的公司沒有他的工位，他在茶水間的桌子上辦公，每當同事來接水、沖咖啡，他會不知所措地擠出一個笑容。
原本他有財務自由的選項，在螞蟻的黑天鵝事件發生后，選項暫時關閉。那天晚上，他跟不少前同事一樣沒睡著覺，在心里罵了一句，“what the ****.”
每天早上一睜眼，他就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找到一個好的崗位”，他不停地修改簡歷，不停地刷內網，看有沒有公布新的轉崗。他用過去在職場上的光輝安慰自己：“我不是一個特別差的人，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那些在大廠積累的經驗、法則最后一次創造了奇跡。天貓的某個崗位接受了他，入職時，負責人說：“你在釘釘里跟我說，‘你見我一下，我一定可以幫到你’，這句話讓我覺得你是一個靠得住的人。”
但這份給他最后溫情、肯定的工作，因為父母生了重病，很快結束了。先是他的爸爸感染新冠，發展成重癥，花了半年，恢復了一些，但一直有的慢性腎衰竭迅速惡化，接著，媽媽確診了急性白血病。
人生的殘酷和無常在這時顯露出來。媽媽因為全身免疫系統潰敗，獨自離開。爸爸病情加重時說自己有兩個心愿，一是在家里離開，二是希望最后一刻躺在兒子的懷里。他實現了爸爸的愿望。葬禮上，傲銘控制不住地流淚，“從此以后，我就是沒有爸爸、媽媽的人了”。
人到中年，時代、工作、家庭的重壓一起落下來，而他最后悔的是，從前怎么沒有多陪陪他們？他把太多時間交給了工作。
變化落在個體身上，有時是急風驟雨，有時又像漸次落下的雪，走著走著，肩上傳來涼意。
李玥剛到大廠時，“我的天，你都不知道錢花得多散，百萬以下的項目都不仔細看，沒有空，只看千萬以上的項目。”在線教育酣戰時，教育業務“恨不得一個月就得花掉一個億”。時間推移，能花的錢越來越少，從千萬降到百萬、十萬，最后變成0。
2021年，集團整體“去肥增瘦”，裁員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業務中。危機讓人跟人的關系變得緊張，一個活兒十幾個人搶著干，沒做出什么成績，也要寫出長篇報告證明自己的價值。
管理秘訣一點用都沒有了，工作的幸福感漸漸喪失，身體越來越差。李玥想離職，又不知道沒了大廠的 Title、高P、高薪，自己還是誰。窗外風雨欲來，她不甘于現狀，期待被裁掉。她開始失眠，睜眼到凌晨5點，直到確診疾病，才下定決心離開。
走入職場下半場，王遠帆有個疑惑：如今的高P，怎么會變得這么不體面？
她的前東家在2008年時遭遇金融危機，效益不好，被迫裁員，執行總裁親自站出來向大家道歉，承認“經營沒有做好”，這是公司和高層的責任。去年，她工作的企業也裁員，賠償金拖了大半年沒發，她和同事們組成維權的隊伍，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過程很屈辱。公司財務答應了發放，但到了時間，只有沒去維權的人收到了錢，王遠帆覺得，“就是故意惡心人”。
據梁天諒觀察，這些年，中國的職場生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初公司與員工像“奴隸與奴隸主”，打工人賣身給公司，公司提供薪資、福利、穩定的上升空間，梁天諒的父母會覺得做獵頭不道德，是“挖墻腳”；后來，新的行業興起，創業浪潮涌來，大公司乘著風口擴張、爭搶人才，公司與員工趨向于平等，“優秀的人才你還得三顧茅廬，跳槽漲薪30%以上”——這是大廠和高P的蜜月期。
如今，公司和員工更像是互相看不上——公司不再能給更多的錢，為超出實際工作價值的部分買單，又期待著員工像過去一樣，為工作付出一切；員工們工作倦怠，追求躺平，討伐公司，只希望錢多、事少、離家近，社交媒體上最流行的話題是“整頓職場”。
李玥說，當年大家自愿加班，沒有委屈和辛苦的概念，周五晚上得催同事趕緊下班；小野覺得，曾經“不是消極忙，而是一種積極忙”，加班都是開心的，凌晨1點，辦公室還亮著燈，放著音樂，有人提議要不要去吃海底撈。但在今天，打工人對工作的信仰在坍塌。
▲ 曾經和同事們一起熬夜加班是有意義的。圖 / 視覺中國
“年輕的時候，我的夢想是要拿戛納廣告獎，到后面自己就看淡了，現實就是領導、用戶、甲方的需求是什么，心氣兒一點一點被消磨掉。”小野說。
從前，王遠帆覺得工作神圣，要奔著最高標準去做，要成為行業標桿，這幾年面對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風險，至于標準、標桿，“我都不太care了”。
心態的改變，王遠帆跟自己前公司的VP聊過。VP向來對員工要求嚴格，永遠會對下屬說“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許近幾年經歷了什么，他的話語變了，“他安慰我說，就是一個工作而已，你不要太認真。”
離開之后
焦慮、迷茫、失落……會在失業的初期接連抵達。吳奕打了個比方：“就是仰臥起坐你知道嗎？躺下覺得好放松，老娘要歇一陣子，想到下個月房貸還沒還，馬上坐起來。坐起來之后發現又是亂七八糟的事，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再躺一會兒。”
仰臥起坐的同時，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思考，工作到底給人生帶來了什么，意味著什么？
對李玥來說，失業本身就是一次成長，她在這份體驗里觸摸自我的形狀。她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工作改變了她的命運。在大廠，時間就是金錢，她習慣了快，出門要打車，買東西從來不看購物小票，雙11不做攻略，有一次回老家跟爸媽聊天，她滿腦子想的都是：“你們說話怎么這么慢？”
突然有了大塊時間，反而不知道怎么度過。失業第一周，李玥把沒追過的熱門電視劇《知否》《瑯琊榜》都看了一遍；第二周，作息混亂，晝夜顛倒；一個月后，“三餐終于可以正常吃了”。
吳奕把能約出來的朋友約了個遍，聊工作，聊人生，什么都聊，希望從別人的經歷里找到一個突破的口子。一位朋友在做訓狗師，教狗狗怎么上廁所，怎么握手，朋友沒有結婚，也沒有小孩，沒有世俗定義里關于“成功”的一切，但輕松、自在，“看到這樣的生活狀態，覺得自己的下一站濟南特別無聊”。
工作就像是一些坐標和刻度，生活被安置得有條不紊。“職級、薪水，一直往上升，刻度讓人覺得目標是清晰的，很有奔頭，但真的跳出來看，如果按那樣的刻度打卡過一生，無非就是重復了很多人的一生，又怎么樣呢？”
她不知道自己被工作變成了標準化的罐頭，還是生產了一部分罐頭，抑或是躲在角落里看著罐頭如何生產。她唯一能夠承認的是：“我一點都不熱愛工作。我做好學生的時候，我在騙人，騙別人我愛學習，我是學霸；工作中我也在騙人，騙別人我高度投入，信仰工作。”
工作帶來的身份、角色，要求她像一個想象中的管理者一樣表演。“去洗腦別人也好，PUA別人也好，給別人畫大餅，我自己始終有一個清醒的人格在，看著自己是這個樣子，我會很痛苦。”她也說服自己，原諒自己，“工作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你要養家糊口，你有小孩，她要交學費，買新裙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自己的妥協和懦弱，走不出坐標和刻度，才一直這樣不停地工作。”
無論如何，失業之后，生活總是要有個出口。
有人選擇暫停。小野踏上旅途，旅行中，每天都有新的風景，新的面孔，沒有精力去考慮太多。李玥計劃讀書，打算申請一所國外的普通學校，拿到全額獎學金，出國留學。大部分時間里，她們放松地享受從前不曾有過的新生活，只是偶爾恐懼旅行結束，“你不可能一直旅行到90歲”。
▲ 停下腳步，看看秋天的風景。圖 / 受訪者供圖
動輒上萬的房貸不會因為失業而消失，沒了收入來源，只好開源節流。從前出游總是訂上千元一晚酒店的小野，現在住200元以內的民宿；李玥在考慮從整租換成跟朋友合租，也開始搶群紅包、做電商平臺的滿減攻略。真理倒置過來——“錢比時間重要了。”
也有人還沿著過去的方向前進，但是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駕駛方式。傲銘的朋友拉他給泉州一家新能源企業做顧問，在泉州、廣州、深圳三地出差。有一份充實的工作，壓力不大，雖然賺得不多，但傲銘很滿意。當然，他還期待著螞蟻上市，并打算之后依舊做這份工作。吳奕則走上了創業的道路，最近一周，她正在招兵買馬，組建自己的MCN公司。這是她擅長也喜歡的事。
還有人仍然在找工作。
王遠帆的衣柜里，80%的衣服都是適合辦公室的正裝，有一條卡其色、雙排扣的長裙，300塊，購于2009年。在一個她自己策劃、有100多位行業重要人物參與的沙龍上，她穿著它站上臺，掌控全場。人胖了又瘦，瘦了又胖，一個輪回，裙子沒有扔，工作卻丟了。此刻的裙子是一個關于她本人的象征——長久地掛在衣柜里，等一個穿出去的機會。
從前的工作太專精于細分賽道，合適的工作難找。連續受挫后，她寄希望于運氣和玄學。夏天末尾，她去了趟雍和宮，在偏殿里，師傅讓她拿一個供果，在橙子、葡萄、香蕉之間，她選了香蕉，好剝皮。回家后，她咂摸了很久，如果是橙子，是不是“成了”的意思呢？又想了想，不對，香蕉也可以是“成交”。
像林北一樣，她最渴望的不是賺錢，而是一份工作。“不算延遲退休的話，還有很長的20年的時間。”她不再信仰工作，卻依舊需要工作，有時還會做幾個“仰臥起坐”：“工作順利的人有自信的表情，說話很大聲，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自己應得的，甚至覺得現狀配不上自己的能力；失業的人有沮喪的臉，敏感的心，不敢對未來有打算，不想和誰說話，卻突然莫名地、強烈地渴望一樣東西，可能是非常想吃一個甜點，想要一件衣服。”
春去秋來，還沒找到工作。她最終用電影《侏羅紀公園》（1993）里的一句話安慰自己，“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她相信，自己也會有一個出路。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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