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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的方大曾(筆名“小方”)，是我國上世紀三十年代新聞界內的傳奇人物。他出身于北京，中法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后即以新聞工作為職業，是“盧溝橋事變”戰地報道第一人。與范長江等我國新聞界先驅相識相敬，在新聞攝影和文字報道方面顯露出過人的才華，但卻在1937年9月于當時的抗戰前線保定不知所終，時年25歲。他失蹤六十多年內，其事跡不為人所知。20年前，時任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導演的馮雪松，開始了堅持不懈的“尋找方大曾”工作，近年來小方的事跡才為社會大眾所知曉，并形成由國內向國際延展的“方大曾現象”。本文針對這一現象，以新聞的“工匠”精神為切入點，進而探討其深層的人文價值內核，期望從多個方面啟發思考，并對當下的新聞工作產生積極的借鑒作用。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1912年出生于民國時期的北京，家住協和胡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三天后(10日)的清晨，乘著戰事間隙，方大曾即騎自行車前去采訪，成為盧溝橋戰地報道第一人。同年9月18日，身為《大公報》“戰地特派員”的方大曾，在當時的抗戰前線保定寫成《平漢線北段的變化》，特別注明“寫于保定，寄自蠡縣”，后刊登于9月30日上?！洞蠊珗蟆返诙妗Ｍ瑫r又給邯鄲的親屬寄信，表示要繼續北上。但從此卻沓無音訊，不知所終，至今整整82年，時年25歲。
方大曾失蹤后的六十多年里，其音容事跡偶或見于曾與交往、共事的親友記述，其中包括后來中國新聞界的領軍人物范長江。然而社會大眾(包括新聞業界和學界)對他幾乎一無所知。1999年，由于著名攝影史學者陳申先生的一紙傳真，時任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導演的馮雪松，選擇與小方失蹤季節相同的炎熱夏天出發，盡可能乘坐同樣原始的交通工具，沿著當年小方走過的路線，開啟了“尋找方大曾”的旅程，至今整整20年。
在這20年里，經歷數次實地采訪和繁難艱苦的資料搜集與爬梳整理，馮雪松先后完成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專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解讀方大曾》、《珍藏方大曾》等，使得這位“生如夏花般燦爛”的青年才俊身影，重回社會大眾視野，也由此聚集起一大批社會各界人士，自發地參與到尋找方大曾的事業中來。2015年5月，中國記協組織召開“馮雪松追蹤采寫方大曾事跡座談會”，召號全國新聞工作者“緬懷方大曾，學習馮雪松”。同年9月，“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啟動，馮雪松走進國內外20多所知名高校，向中外青年學子講述方大曾的事跡和自己尋訪的經歷與感悟。2016年以來，新世界出版社又積極推動方大曾系列著作的多語種版權輸出和譯制工作。
一個六十多年間曾經被人遺忘的名字，如今卻引發方興未艾、由國內走向國際的“方大曾現象”，在筆者看來，這雖由新聞的人物與活動始，但其價值卻遠超新聞傳播的專業領域。換言之，小方的事跡之所以震懾人心，對于小方的不懈追尋之所以令人動容，都絕不僅僅因為新聞的職業與活動，而應當從更為廣闊的人文視野加以認識。
一、方大曾事跡以及“重現”，體現著新聞“工匠”精神
“中國的羅伯特?卡帕”，這是作為記者的方大曾在今天最為知名的職業成就標簽。羅伯特?卡帕是二戰以來最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達佩斯。1936年7月，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奏的西班牙內戰爆發，羅伯特?卡帕親赴前線，因拍攝新聞照片《共和國衛士之死》一舉成名，獲得廣泛的國際聲譽?！叭绻愕恼掌臄z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的不夠近”，就是他的名言。
的確，方大曾得以重回社會大眾視野的最初線索，是他留在故居的837張攝影底片。這些底片一直被其胞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小心翼翼地保存著，1989年交到了時任中國攝影出版社副社長的陳申手里(2006年由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這才有了發給中央電視臺的那一紙傳真[1]。重新洗印成照片后，凡是看過的專家學者，莫不為三十年代的小方，無論攝影理念還是技巧，都可躋身國際頂尖水準而深為震撼。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我國新聞學界元老方漢奇先生評價：“方大曾與范長江雙峰并峙，二水分流，一個長于文字，一個長于攝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書?！盵2]
方先生說這番話的時候，小方當年多篇新聞報道文字作品，還散見于報紙期刊中不甚為人所知。這些年經過馮雪松的搜尋整理，目前發現大約三十篇，其中的27篇文字通訊和1篇翻譯文章，結集為《解讀方大曾》一書?？戳诉@些通訊報道，人們驚奇地發現，這些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細節真實，文風自然流暢。尤其是對于社會與時事敏銳而深刻的觀察，以及后來時常得到印證的分析與判斷，至今仍令許多卓有成就的新聞工作者感佩。
特別具有比照觀察意義的是，當今中國新聞界表彰記者、編輯的最高獎項“長江韜奮獎”，用以命名的兩位杰出先驅，與方大曾都是亦師亦友關系。而且，1936年范長江第一次留意到小方，就是因為發表于天津《益世報》上的長篇通訊《張垣至大同》[3]。方大曾后來得以成為《大公報》“戰地特派員”，也正緣于范長江的賞識和推薦。至于鄒韜奮，他當年主編的《生活星期刊》和《生活日報》，在1936年的六七月間邀請方大曾任特約記者，負責寫旅行通訊，這才有了署名小方或方大曾的《從大同到綏遠》、《日軍秋操之后》、《綏遠的鴉片問題》、《張垣一瞥》等多篇圖文并茂的新聞報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羅伯特?卡帕”，只是對方大曾新聞攝影成就的贊譽，而無法統括小方新聞成就的全部。套用現在的話語，小方可謂我國最早且杰出的“融媒體記者”。沒有新聞的“工匠”精神，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
即便如此，方大曾最終能夠重回社會大眾視野并引發“方大曾現象”，馮雪松居功至偉。對于一個真正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只有兩年左右，年僅25歲就神秘失蹤，生平資料極為有限且零散的人物而言，整整20年的追尋，無疑是一次人生考驗。那些紀錄片和系列專著，用雪松自己的話說，“眼前的一字一句，是用腳步行走出來的，是用日月編織出來的，是用悲喜澆灌出來的”。放棄、離開、逃走，“我曾經被它們揉碎、漠視、嘲笑，也曾惶恐、無助、懼怕”，但他最終堅持下來[4]。可以說，和小方一樣，在馮雪松身上，也同樣體現著新聞職業領域里的“工匠”精神。正是這前后兩代新聞工作者的“匠心”相連和傳遞，小方的形象才得以穿透歷史的塵埃而熠熠生輝。
二、方大曾是民族精神與進步思想的踐行者
為著從事的新聞報道工作，方大曾無懼艱難險阻，常置個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他的“拼命三郎”作風，為當時新聞圈內所共知。范長江曾記述這樣一件往事：1937年初，天寒地凍的季節，方大曾僅帶著一名陪護士兵和簡單行裝，從綏遠(民國時期省名，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省會呼和浩特)的集寧出發，單人獨騎翻越陰山(大青山)，前往人跡罕至的綏北采訪報道[5]。小方出發前夜，范長江在《沉寂了的綏邊》一文中這樣記述：“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馬翻陰山去陶林了。這是一次大膽壯麗的旅行。青年人的腦海中，只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的危險和艱難，我們容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于常人不敢為之中。當夜我們已轉上南去大同的火車，我們才不見了他碩大美麗的蹤影?！倍鴱男》竭@次旅行中所寫《綏東前線視察記》、《興和之行》、《從集寧到陶林》等報道，我們可以得知更多“危險和艱難”的細節，包括陪同小方的士兵幾次蔭生退卻的念頭，以及看到人煙“得救了”的欣喜。
類似“常人不敢為”的迎難而上，對于小方卻似乎理所當然，在他短暫的記者生涯乃至人生之中，何止一次兩次。在這些壯舉的背后，通過他的攝影和文字作品，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驅動他無畏前行的，除了執著追求的新聞職業理想，更有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精神的傳承與踐行。
我們首先能夠感受到的，便是他那“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拳拳之心。小方年少就喜愛攝影，十幾歲時，用家里給的7塊大洋買了臺相機，從此這便成為他觀察記錄社會風貌的工具，和藏否時事的武器。在他的鏡頭下，看不到當時頗為風靡的美人照和風花雪夜，也很少為家人和親友拍照，17歲時(1929年9月)，他參展北平第一次公開攝影展覽會的作品，就受到廣泛的好評。攝影家蔭鐵閣撰文評價說：“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風，所取色調，尤能增其冷靜?！盵6]在他的照片里，有樵夫、農夫、船夫，井底的礦工，烈日下赤身裸體的黃河纖夫，示威的人群，戰爭中的走私，王爺兒子的婚禮，成片種植的鴉片，一個母親和她沒有穿褲子的女兒……當然，還有更多有關綏遠、北平等地抗戰的題材。他的文字通訊也是如此，除了事關國家命運的抗戰主題，便是對當時人的生存狀態的展現，以及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的觀察與剖析。對于自己“小方”的筆名，他有這樣的解釋：“方者，剛正不阿也，小則含有謙遜之意，正是為人處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個正直的、于國于民有用的人?！盵7]
其次，讓我們更為強烈地感受到的，便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面對外侮強敵時所展現出的寧折不彎、舍身取義的民族氣節。小方大二那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拉開侵略中國的序幕。小方家境殷實，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碩壯，個人條件優越，在中法大學讀的是經濟學。但他卻不安于自己的小生活，也沒有從事一天的經濟工作。1935年夏大學畢業后曾到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短暫工作，正是在那里，他與吳寄寒、周勉之等一起組建中外新聞學社，擔任攝影記者，從此便以筆和相機為武器，投身到洶涌澎湃的抗日斗爭之中。例如1936年12月4日，方大曾從北平出發前往綏遠前線采訪，長達43天，全面報道了著名的“綏遠抗戰”，拍攝照片數百張，寫出了《綏遠軍事地理》、《綏東前線視察記》等戰地通訊[8]。在他留存于世的837張底片中，也以抗戰為主題的作品為最多，其中包括報道“冀東偽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綏遠抗戰”兩個專題[9]。而在他大約三十篇的文字報道中，抗戰題材更是占據了絕大多數。其中就包括失蹤前寫的最后一篇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滲透在這些影像和文字之中的，是國難的深重，戰爭的殘酷，人民的不屈，和必勝的信念，這既是民族與國家之魂，也是小方的個人之魂。
一個25歲的年青生命，便具有如此深邃的眼光、博大的胸懷、鮮明的愛憎和義無反顧的勇氣，除了優秀民族文化精神的熏陶，恐怕也與他較早接愛進步思想的影響有著密切關系。這方面的資料雖然不多，但以下一些細節卻啟人聯想：
還在小方讀中學時，他的一位同學李續剛(建國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因進行革命活動而被反動學校當局掛牌開除，小方為了表示抗議而留下歷史見證，就把那張布告拍了下來[10]。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學經濟系，曾與詩人方殷一起編輯《少年先鋒》雜志。“九?一八”事變后，他加入“反帝大同盟”，編寫過反帝機關報《反帝新聞》。也是在中法大學期間，方大曾因參與黨的外圍組織紅色互濟會之事，與中法大學教授范文瀾、王慎明(王思華)、阮慕韓一同被國民黨省黨部逮捕，出獄后遭校方降一級處罰。所以原本四年的大學，他卻讀了五年，于1935畢業[11]。值得注意的是，同時被捕的前三人均為教員，只有他一個學生。
那時常去方家的諸多客人，后來知道，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就連小方，從各種跡象加以判斷，也應當是有組織關系的”[12]，只是緣于各種原因而難以證實。
“盧溝橋事變”后，根據周恩來指示，以當年方大曾參與創辦的天津中外新聞學社為底子，于1937年9月5日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訊社(簡稱“全民社”)，李公樸任社長。當時正在同蒲路活動的方大曾，擔任了全民社的戰地攝影記者[13]。
或許正是因為受著進步思想的影響，使得小方能夠運用先進的思想方法，更早地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和未來戰爭的走向，從而得出許多后來得以印證的判斷，不僅在當時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也令后來者折服。例如：
在通訊報道《從集寧到陶林》里，在目睹了令人震驚的原始勞動條件后，小方對挖煤農民不僅寄與同情，更相信他們必將得到解放：“我想，他們總會得到解放吧……我確信這不是幻想，因為有千百萬的人，正為著人類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爭。”[14]
在《興和之行》通訊中，小方鼓動著讀者：“中國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倫，打到承德，直進到東三省去!我們對于這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抱著絕對勝利的把握，因為在失去了的國土上，還住著我們的同胞，他們將舉起了槍，在熱烈的歡迎我們，要收復失地，并不是難事。”[15]
在《蘆溝橋抗戰記》中，小方預言：“我站在蘆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景色，令人眷戀：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云，襯托著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蘆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16]
1937年8月5日至20日，小方來到北京南口、居庸關一帶采訪戰事，在《血戰居庸關?新的長城》報道中寫道：“但是這里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后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是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長城!”[17]
三、方大曾是人類良知與正義的捍衛者
近年來，“方大曾現象”開始呈現由國內向世界延展的趨勢，方大曾的事跡吸引著越來越多國際人士的目光。這是20年前馮雪松開始“尋找”方大曾時，絕不會想到的。
2017月5月10日，“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第18站來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視光學院和奧爾巴尼分校兩所孔子學院聯合中國新聞史學會，舉辦“二戰中的中國記者方大曾”學術講座，馮雪松作為特邀主講嘉賓，向海外介紹這位中國新聞界的先驅，以及18年“尋找”的經歷[18]。
我國外文局下屬新世界出版社，從2016年開始，持續跟進方大曾系列選題，2017年以來，在推出方大曾系列圖書中文版的同時，率先出版了《珍藏方大曾：一個戰地記者的光影故事》(中英對照版，簡稱《珍藏方大曾》)。2019年7月，通過版權輸出的方式，《方大曾
：消失與重現》韓文版由韓國耕智出版社出版，社長金勝一先生親自擔任此書翻譯。2019年5月29日，新世界出版社與美國華媒國際集團在紐約書展期間，舉辦了《珍藏方大曾》英文版版權簽約活動。2019年8月21日，在2019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新世界出版社舉辦了《方大曾 消失與重現》和《方大曾 遺落與重拾》二書英文版的首發儀式，現場還與韓國耕智出版社、印度通用圖書公司、阿拉伯科學出版社、土耳其卡努出版集團簽定了方大曾系列圖書的版權輸出協議[19]。這也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小方的事跡和對他的尋找與重現，將會借由更多的語種，被更多的國家和人民所了解。
作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從事新聞工作僅僅兩年左右的中國記者，一個六十多年間曾經被遺忘的名字，方大曾的事跡為什么會引起國際的廣泛關注？共同的歷史記憶或者某種歷史緣分，當然是顯而易見的橋梁。韓國曾經與中國一樣，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蹂躪，也同樣付出過巨大的犧牲。韓國耕智出版社社長，同時也是著名漢學家和東亞問題研究員的金勝一認為，馮雪松對方大曾的深入研究成果，可以提醒韓國人關注戰地記者的貢獻和犧牲。他希望更多的韓國人可以讀到關于方大曾的圖書，能夠關注和了解像方大曾一樣的戰地記者的貢獻[20]。而美國不僅在二戰時與中國是盟國，華媒集團的總編輯克里斯?羅賓(Chris Robyn)的外祖父劉汝明，也是中國當時重要的抗日將領。方大曾最后一篇戰地報道《平漢線北段的變化》，第一句就是“劉汝明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張家口”。
然而這種聯系只是表象，深層的原因，其實則是方大曾在以自己的職業方式，用生命為代價，捍衛著人類的良知與正義，展現出一個高尚的精神世界。這種良知與正義，集中表現為對于自由、平等、友愛、幸福的期盼和追求，以及對于壓迫、剝削、奴役、凌辱的不屈與反抗。這是保證人類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共同價值觀念，自然也就會引起最廣泛的國際共鳴。
紐約州立大學孔子學院學生何塞?岡薩雷斯在聽完馮雪松的學術講座后說：“我對方大曾十分敬佩，他對人類和世界的貢獻超越了許多同時代的人?！盵21]據此我們可以預判，“方大曾現象”走向國際，目前還只是一個開始。這也昭示著人類社會的樸素真理：丑惡和強權或許可以逞兇于一時，但是良知和正義，最終是不可戰勝的。
2019年8月寫于燕園
(作者簡介：呂藝，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新聞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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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陳申為《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所作書序，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Ⅳ-Ⅴ頁。
[2]參方漢奇先生為《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所作序言，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Ⅰ頁。
[3]參范長江著：《憶小方》。
[4]馮雪松著：《方大曾：遺落與重拾》的后記《找到自己》，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331頁。
[5]參范長江著：《憶小方》、《沉寂了的綏邊》。
[6]北平《世界畫刊》205期，1929年9月29日出版，轉引自馮雪松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31-32頁。
[7]方大曾胞妹方澄敏的回憶，轉引自馮雪松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29頁。
[8]馮雪松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83頁。
[9]參陳申為《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所作書序，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Ⅴ頁。
[10]參見方澄敏的回憶文章，原載于《攝影文史》，1987年11月，轉引自馮雪松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38頁。
[11]馮雪松著：《方大曾：遺落與重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85-86頁。
[12]參見方澄敏的回憶文章，原載于《攝影文史》，1987年11月，轉引自馮雪松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40頁。
[13]馬運增、陳申等著：《中國攝影史》第一卷，中國攝影出版社，1987年8月，第336頁。
[14]轉引自馮雪松《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43頁。
[16]同上，第156-157。
[17]同上，第191頁。
[18]新華社記者黃和遜、陳思綦：《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的卡帕”方大曾》，新華社紐約2017年5月11電。
[19]《中國戰地記者方大曾的故事走向國際》，中國新聞網，2019年8月23日。
[20]同上。
[21]新華社記者黃和遜、陳思綦：《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的卡帕”方大曾》，新華社紐約2017年5月11電。
日，河北邯鄲市十幾條道路更名，引起了極大關注。據報道，2024年7月30日，邯鄲經濟技術開發區社會事務局發布對區內部分道路更名的公告，將“一言九鼎街”“志在四方街”“胡服騎射路”“完璧歸趙路”“價值連城路”等16條以成語命名的道路更名，原因是這些成語路名“不易識記”。
邯鄲歷史悠久，建城3100多年，城市名稱和城址從未變更，由邯鄲歷史文化所派生的成語典故有1500余條。這十多條成語道路，是2020年7月才命名的。不過，當時命名的成語道路共有17條，還有一條“大名鼎鼎街”這次沒有在更名之列。
更名要謹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像一個人要改名，之前獲得的各種證件上的名字可能沒法改，比如畢業證等，而一些將來要繼續使用的證件、文件，比如駕駛證、銀行賬戶等都要一一改名，非常麻煩。
同樣，道路更名也牽涉甚廣，成本不低。
道路更名，首先相關的路牌、門牌、交通指示牌等等都要更改，這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十幾年前，就有媒體計算過城市道路更名需要的成本，一條大街，十幾個交通指示牌、近300個門牌，僅指示牌制作成本就近6萬元，還不算更換安裝所需要的人工和時間成本。一條路幾萬塊，十幾條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這些開支都是要由財政承擔的，在要過緊日子的當下，這些成本并不是小錢。
此前，有整個城市改名的案例，比如湖北“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成本也不低。2016年《人民日報》曾經報道，城市更名，僅縣級政府和鎮村機構的章、印、匾更換就需要70萬元左右。
除了路牌印章牌匾之外，各種地圖系統里的路名都要改，這條路上的商家、公司、住戶地址也要改，說是涉及“千家萬戶”一點也不為過。比如商家營業執照上的地址要改，家庭的戶口本、個人的身份證，都要改地址。盡管邯鄲經開區的公告稱“按照‘老人老證、新人新證、同等效力、逐步替換’的原則，道路更名前原有的身份證、不動產權證、營業執照、駕駛證等各類證照繼續有效；道路更名后，各種證照按照新的道路名稱辦理，不增加群眾負擔，不影響群眾生產生活”。
但是事實上，“老人老證”繼續有效，不一定就不會產生影響，因為可能有些部門、機構不認這些“繼續有效”的老證。而這些部門并不在本地管轄之下，他們就是不認老證，地方政府也沒有什么辦法。最終還是要居民或者企業花錢、花時間來進行更名的工作。早在2005年就有媒體報道，浙江杭州一條道路改門牌號，一家企業花費70萬元用于更改各種執照許可證，且手續相當繁瑣，僅國外專利證書的地名更名需要支付的費用就高達50余萬元。
正是因為更改地名（包括道路名）成本巨大，所以改地名應該非常謹慎，除了要嚴格遵守規定的程序之外，也要充分尊重當地民眾的意見，能不改的盡量不改?！逗颖笔〉孛芾硪幎ā肪鸵幎?，對不符合該規定部分規定的地名，要在征得有關方面和當地多數居民同意后更名，可改可不改且當地多數居民不同意更名的地名，不予更名。當初命名，官方稱經過了“廣泛征求意見和專家論證”，如今更名，則是“經研究批準”。2020年上述成語道路命名時，時任邯鄲市委書記的是擔任該職位7年多的高宏志，而當年9月，高宏志被河北省紀委監委審查調查，隨后被免職。此次更名，不免令人聯想，是否與“清除高宏志影響”有關呢？
事實上，根據河北省上述規定，除紀念性地名外，不以人名命名地名，違反者“必須更名”。但邯鄲市2020年命名這些成語路名時，還命名了一批以古代人物為名的道路，比如“西門豹街”“平原君大街”“公孫龍街”“樂毅街”“李牧街”等等。嚴格來說，這些以古代人名命名的道路，恐怕難說是“紀念性地名”。這些地名，按照規定，才是應該改名的。成語道路名，反而不在必須更名之列。當然，當年既然已經通過定名了，那還是不改為好。
城市道路名稱應該簡潔明了，容易識記，“反映當地地理、歷史和文化特征，尊重當地群眾意愿，方便生產生活”。雖然路名多以二字、三字為主，但是四字甚至更長的路名也有。其實，邯鄲以成語命名（雖然有些成語被認為與邯鄲關系不大），還是別具一格、很有地方特色的。即使確實有些“不易識記”，但改路名牽一發而動全身，能不改還是不要改為好。尤其不要改名之后又覺得不好，再改回來，來回折騰。因為改回原名不是“恢復原樣”那么簡單，而是又一次更名程序，成本巨大。
其實，曾經有其他城市有更充分的理由對一些道路進行更名，但是考慮到成本因素，就沒有改。相關部門應該多向這些城市學習，少折騰。
辛省志
責編 陳斌
姐姐，油棉廠后面發現了一具尸體，快去看看。”1993年3月的一天，一個50來歲的婦女跑進蔡朋娥家喊道。
蔡朋娥大女兒郭桂芳三年前在單位值夜班時失蹤，家人四處尋找，發尋人啟事，杳無音信。當時，河北邯鄲肥鄉縣很多人知道這事。
蔡朋娥和小女兒慌忙騎自行車，一路飛奔到2公里外油棉廠后的枯井。井邊已經拉起了警戒線，幾十個附近的村民正圍著看。
蔡朋娥湊過去，只見遺體蜷縮在井里，裙子、皮帶、卷發、身形都和失蹤的女兒相似，牙少了一顆——郭桂芳那兒剛好有顆虎牙。她一下子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哭了半個來小時，她們回家叫人，想把遺骨收回去。等再折回現場時，已經沒了。圍觀的人說：“公安局收走了。”
郭家人再沒見過這具遺骨。他們心里覺得：這就是失蹤的郭桂芳。2015年，蔡朋娥和老伴郭建民相繼去世。至死，他們都沒搞清：失蹤的女兒，到底經歷了什么？
這成了盤桓在郭家三代人心口的結。26年了，枯井早已被填平，恐懼、怨懟、隔閡，在這個家庭潛滋暗長。希望看上去越來越渺茫了——直到，2019年4月，12塊骨頭從這個井中被挖出來。
郭桂芳舊照。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朱瑩 圖
遺骨
發現第一塊骨頭的時候，郭會增已經挖一整晚了。
4月24日晚上8點多，他叫來挖掘機師傅，來到1993年發現疑似姐姐郭桂芳遺骨的地方，打算挖井。
26年前，這里還是個沙坑，十幾米深、數百平米大。一側臨著河道，另外三邊是田地，種著玉米、小麥。一道斜坡由河道伸進沙坑?？菥?，就在斜坡半腰，青磚砌成，一米來寬，至少三四米深。
1993年時的沙坑已被垃圾填平，郭會增腳下即為當年枯井所在位置。
如今，城市的垃圾已經將整個沙坑填平。在灰黃的建筑廢料和垃圾碎片中間，躥出了雜亂無章的野草。
這幾年，郭會增經常來這兒轉，期盼找到點線索。他自小由姐姐帶大，感情很深，姐姐失蹤時，他不在家，知道后大受打擊。
一個多月前，3月5日早上，他又轉到了這兒。回家路上偶遇散步的黃飛（化名），聊起來，發現他竟然是當年發現遺骨的人之一。
黃飛記不太清具體日期了，只隱約記得，那會兒不是很熱，穿著長袖。清晨，他和三四個朋友到沙坑玩，摔跤、練拳。一個朋友拿根樹枝到處戳著玩，無意間挑開了枯井里的一塊小青磚，發現有頭發，嚇得大叫。其他人聞聲圍過來，一看都傻了，紛紛往家里跑。
第二天早上，黃飛和朋友一塊到離枯井幾百米遠的肥鄉看守所報案。一位民警跟著他們去了現場。
他們壯著膽用樹枝將沙土撣開，遺骨露了出來——頭朝東、面朝南，蜷著腿，臉還沒完全腐爛，頭發帶卷，一個五十多斤重的大青石壓在胸口，身上還殘留牛仔褲衩、小皮帶頭、肉色絲襪。
幾個人在井邊分析了半天，腿骨一邊粗一邊細，“不是瘸子就是拐子。”
聽了黃飛的話，郭會增很吃驚——姐姐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癥，平時看不出來，跑的時候有點拐。
另一位當年去現場看過的村民回憶，他去的時候，遺骨已經不在了，井邊還留著一只帶跟的女鞋以及絲襪。圍觀的人在議論說，“看鞋子像一個女尸”。
26年前，當蔡朋娥和小女兒郭紅芳看到遺骨后，她們相信這就是郭桂芳。
郭紅芳記得，姐姐失蹤那天，穿了件碎花連衣裙，裙上有腰帶，腳上穿著絲襪——與尸骨特征一致。
郭家人多次到肥鄉公安局了解情況，想確認這具遺骨是不是郭桂芳，一直沒有回復。2016年10月，郭會增向肥鄉公安局申請公開遺骨的司法鑒定信息。
肥鄉公安局的答復書。受訪者 供圖
次年9月，肥鄉公安局回復：1993年受理了兩起無名尸體案，一是尸長為148厘米、年齡70歲左右的女尸，二是5月9日在一坑內井里發現尸長為168厘米的男尸，特征都不符合郭桂芳，與她無關。因此，沒有義務向郭會增公開。
警方的回復沒有消除郭會增的疑惑。有傳言說，遺骨又埋井里了。他想挖出來看看，興許能找到點證據。
他找了媒體全程拍攝作證。挖掘機挖了一整晚，他和兒子、兒子的朋友則戴著頭燈，用鐵鍬清開石塊，還是沒找到井。第二天，在三個目擊者幫忙定位后，井終于找到了。12塊小骨頭，從距井口1米左右的地方相繼被挖出。
郭會增從枯井中挖出的12塊骨頭。
仿佛有一束光亮穿透迷霧，照了進來。郭會增把骨頭小心翼翼收好，放在臥室。那晚，姐姐來到夢里——郭會增很想讓姐姐告訴他發生了什么，但姐姐什么也沒說。
失蹤
失蹤看起來毫無征兆。
1990年6月16日，大弟弟郭桂增從老家來縣城趕集，郭桂芳留他吃飯。飯后，她送弟弟到路口，說要到單位值夜班。
那年，她32歲，在肥鄉縣農業局（現為肥鄉區農牧局）當團委書記。她高中學歷，做過打字員，聰明能干，“年年是先進（員工），要啥啥中”。離婚后帶著3歲兒子和妹妹住單位附近。
17日早上，郭紅芳睡醒后發現姐姐沒回家，急忙和父母到農業局找人。他們找到當晚值班的局長，局長說不在一個屋，不了解情況。遇到了食堂職工，說晚上11點多還看到她值班。
四處不見人，蔡朋娥嚇得癱坐在地上哭，埋怨丈夫，“你把孩子害了”。
1979年12月，郭會增、郭建民、郭桂芳在天安門合影。
年輕時，郭建民是省勞模，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放棄銀行工作到村任職，不要工資，事跡多次登報；妻子蔡朋娥曾是全國婦女代表、省人大代表，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
在子女的記憶中：郭建民清正、耿直，愛談家國大事，一說就停不下來；他關注國家形勢和反腐新聞，看到電視中包青天審案，會激動得站起來鼓掌。
他“愛管閑事”，看到“不合理”的都要管，為此，有人說他是“精神病”、“不正?！保灰灿腥朔Q他“肥鄉包公”，找他反映冤屈。家人勸他，他反駁，“我是黨員，我不管誰管？”
有人到家里送禮，被他罵了回去；送來的蘋果爛了幾個，他買好的補上再退回去。他嚴厲，脾氣暴，家里孩子都怕他；但看到乞討的人，郭建民自己餓肚子也要分點吃的給他們。
據郭家人回憶，郭建民擔任公社書記時，發起了幾次反腐行動：1981年舉報磚廠貪污群眾22萬元；1982年揭露當地黨代會選舉中的反?，F象，驚動了中央，三四十名領導干部被處理，落選的縣委書記恢復職務；1983年又舉報肥鄉縣工作組在整黨工作中弄虛作假、編造政績……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大女兒郭桂芳，1984年被單位辭退，憤而喝下30粒安眠藥、割腕自殺，被搶救了回來，幾個月后才恢復工作。之后郭建民自己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停發工資，上訪兩三年，才調換工作、恢復黨籍。妻子蔡朋娥1986年黨員登記沒通過，被開除黨籍、停發工資，還被拘留13天。大兒子郭桂增1986年被抓入獄20多天，挨了打，留下后遺癥，經常頭疼……
一家人過得戰戰兢兢。郭桂芳發現有人半夜敲門，心里發慌。郭會增提著棍子去追，發現是因父親反腐受牽連的人指使的。
但郭建民不怕這些，他一心想為家人遭遇的不公討說法。
郭桂芳性格和父親相似，是他的“左膀右臂”，常幫他寫舉報材料。一次，郭建民在北京上訪，身上沒錢了，郭桂芳立馬把攢了一年多錢買的新自行車賣掉，錢寄給父親。
尋女
郭家人尋遍肥鄉，在電視、報紙上登尋人啟事，也搭車去過張家口、北京，到北戴河認尸，甚至燒香拜佛，都一無所獲。
女兒的意外失蹤擊垮了郭建民夫婦。蔡朋娥突發心臟病，住了10個月院，整日念叨著“（女兒）被人害了被人害了”。郭建民三次腦出血，后來患上老年癡呆。
郭建民夫婦舊照。
他們不愿相信女兒被害了。聽說有人和郭桂芳像，哪怕沒了雙腿的，他們也要跑過去看。他們也找過算命先生，問，桂芳什么時候回來？
女兒的好，女兒的聰明，是最常掛在嘴邊的話，“要是桂芳在，多好啊?！闭f著說著就哭了。
弟弟妹妹們也覺得，“如果姐姐在，生活肯定會不一樣?！边^去，姐姐經常給他們買衣服、好吃的，家里的家具、日用品，很多都是她買的。
這個家像缺了一角，快樂被抽空了。家人默契地不提失蹤的事，一提就難受。
蔡朋娥常埋怨丈夫，“要不是你反腐得罪這么多人，女兒怎么會出事？”
郭建民要么低頭沉默，要么反駁，“必須和壞人斗爭到底”，他大聲朗誦自己寫的詩：“風雨交加四十年，為國為民無怨言”“生死規律何辭懼，邪惡面前不低頭”……因為女兒失蹤的事，兩人沒少吵架。
郭紅芳也接受不了父親的想法。她高中畢業后，到供銷合作社當生活員，后來進入肥鄉勞動局工作。領導不讓她做重要崗位，她急忙解釋，“我不像我父親愛管事，別人的事情我不管，逼我說我都不說。我不惹事，害怕了?！?/p>
“我們心里都埋怨父親，但是不想傷害他?！惫鶗稣f。四鄰沒人敢來家里，不敢跟他們走得太近，怕受牽連；周圍人一聽是郭建民家的人，眼光馬上不一樣了；找工作時，有些地方不敢收他們，怕得罪人；子女不好找對象，擔心女兒嫁過來有危險……“一家三代人都受影響?！?
恐懼，像風灌進了這個家。
大女兒失蹤后，郭建民屋里常年放根棍子，夜晚12點前沒睡過，怕出什么事。他反復囑咐孩子們：晚上別出門，遇到壞人怎么自衛，在外要注意安全，“看前看后，看左看右”，有時干脆跟著他們出門。
孫子郭偉記得，小學時，晚回家5分鐘，爺爺就會緊張地盤問他干什么去了。出去買個饅頭也不忘叮囑，“生怕你突然沒了。”
前幾年，有一天晚上，郭會增騎著自行車，就被兩個騎摩托車的人用鐵棍打了。
郭會增聽母親說，父親偷偷哭過。他能感受到父親的內疚，痛苦：他整日沉著臉，不再像以前那樣拄著拐棍到街里鄰坊，大著嗓門跟人嘮嗑，一聊大半天。他整日戴著眼鏡在屋里寫日記和材料，“像變了個人似的?！?/p>
尋找女兒失蹤真相，成了兩個老人余生的信念。
最早，主要跑縣公安局等政府部門，向領導反映情況。后來開始向市、省、國家各部門逐級上訪，陸續寄了幾千封信。
郭桂芳兒子郭超記得，家里以前有個黃色包，裝著姥姥姥爺十幾年上訪的汽車票、火車票、郵票，厚厚地摞著。
兩個老人生活節儉，沒下過一次飯店，最多吃個面，錢全攢著上訪。有時還跟親戚朋友借錢去，直到前幾年才還完賬。
郭會增跟著父母去過幾次北京。國家信訪局門口排隊的人多，有時大冬天，從晚上開始排到第二天早上，下雨也得去。他自己排隊，讓老人在賓館待著。
蔡朋娥有關節炎，身子站不直，得被人架著走。她有時堅持要去，站一會兒、地上坐一會兒。郭會增知道，母親是想亮亮自己全國婦女代表的身份，讓領導重視一下。
遺孤
郭桂芳出事前的舊照。
32歲的郭超，已經不太能記起母親的模樣了。對母親的記憶，依賴于3歲前模糊的印象、家里遺留的照片，以及老人們的念叨。
他隱約記得，母親那時好幾天沒回家，他到處找，嘴角都哭裂了。家里人哄他，你媽上班去了。
那段時間，家里來了很多人，氣氛緊張。一商量事，就讓他出去玩或者去睡覺。他經?？?，問有沒媽媽消息。再后來，家里人討論起骨頭和牙齒的事，他漸漸知道，母親失蹤了。
學生時代，他敏感、內向、自卑，不愛說話，也沒什么朋友；有人問起他家里的事，他一聲不吭地走開。所有母親會出場的場合——放學后、家長會、運動會……都會讓他想到自己的母親，想起來就難過。
“他在學校經常被欺負，有的同學打他罵他，說他是沒媽的孩子，他就哭?！碧酶绻鶄ズ退谝粋€小學，曾看到有人指著郭超說“他是孤兒，打他沒事”。
“現在不知道小時候怎么過來的。不想回憶。一提這事，心里還是會自卑難過。”7月9日，坐在從小生活的屋里，郭超聲音很輕，被10歲兒子和2歲女兒的嬉鬧聲蓋過。
打小他跟著姥姥姥爺相依為命。兩個老人忙著上訪，顧不上管他學習，他也學不進去。讀了兩年技校后，他去當兵，回來后結婚、生子，到城管局工作，一個月工資兩千來塊，養家壓力大。最近，他請了長假，開翻斗車拉材料，曬得黝黑。
工作后，姥姥常叮囑他，“在單位干什么事別太出頭了，免得招來麻煩。”他心領神會：老人吃過虧，害怕。單位有什么事，他都回避，不參與。單位領導也不敢將重要的事交給他做，“升職都受影響”。
姥姥怕影響他工作，不再讓他參與這事。
他不是沒埋怨過姥爺，但長大后，好像可以理解了。記憶中，兩個老人除了他參軍和結婚的時候，幾乎沒笑過。
他做過不少關于母親的夢，都是好的——她回來了，一家人一起吃飯。成年后，唯一一次吐露思念，是結婚時，醉酒后一直喊“媽媽媽媽”。他駕駛證里，藏著母親的照片，翻了又翻。衣柜里，掛著母親生前愛穿的黑色大衣，姥姥以前經常拿出來晾，后來衣服留給了他。
他有時會想，如果母親在，“我的人生肯定跟現在不一樣。”
更多的時候，他不想，不提。似乎，母親只是失蹤了，他還能找到她。
弟弟
郭會增也有一雙兒女，但他已經八年沒工作了。家里生計全靠妻子王俊蘭做倉庫保管、在門診店上班維持。
初中畢業后，他到縣糧棉廠做臨時工。父親因為反腐“惹事”后，他連帶受影響，沒了固定工作，整日和朋友喝酒、打架。1996年結婚后，他從糧棉廠下崗，開小吃店，賣油，拉煤，做建筑……什么都做過。
姐姐失蹤后，他在日記本上寫道，“找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姐姐?！?/p>
這些年，只要有線索，他都會逐一核實。前年，一個江蘇的電話打來，說看到一個人和郭桂芳長得像，他也趕過去看。
2012年，父母身體不行、“跑”不動了，給姐姐討公道的任務交給了他。母親說：“家里只有你有能力跑這事，只要你堅持，我相信你?！?
這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基本每個月要到北京上訪，有時一去上十天。到現在，寄出的上訪信已經有幾千封了。
沒出去的時候，就在家寫信、研究材料。厚厚幾摞材料，已經刻在腦子里，可以一口氣講出來。
這幾年，郭會增整日研究舉報材料，眼睛看得有些花了。
妻子起初不支持他跑這事，郭會增說：“家人被殺，你要是不管，還有沒有人性？這樣活著沒有尊嚴，我受不了。他們不管，我要管。”
因為這個，兩人沒少置氣。
郭會增覺得沒人理解他。有時跟妻子絮叨，她上班累，不想聽。于是他經常自言自語，就跟父親生前一樣。
現在，王俊蘭已經妥協了：“他愿意跑就跑吧，說他也不聽。我不支持，就沒人支持他了?！?/p>
為跑這事，家里花出去十幾萬。在北京，為了省錢，他吃最便宜的盒飯，夏天不住賓館，就到公園長椅上躺到天明，或者包里帶個墊子，累了鋪開歇歇。
有時沒錢了，他打電話問妻子要。王俊蘭就找姐妹借，找娘家救濟。
和父親、姐姐一樣，郭會增較真。很多人勸他注意安危，妻子、妹妹直截了當跟他說：“你要是出事，家里沒人敢替你討公道?！彼^一橫：“我不怕?！?/p>
但王俊蘭怕，她經常告誡孩子要注意安全，“這個家庭和別的家庭不一樣”。
郭會增蒼老了許多，他的身體越來越差，眼睛也有些花了，胸口老是疼，整日憂心思慮，睡不踏實。有時凌晨一兩點爬起來，邊散步邊想事。他變得感性，看到悲劇電影，會聯想到家人遭遇，刀子扎心般難受。去年在北京上訪受阻，妻子打電話囑咐他在外面要吃好，他在賓館大哭了一場。
他感覺再跑幾年，自己要垮了，“我后半生都毀這里面了”?？蛷d墻上父親的照片，他不太敢看，一想起父母是睜著眼走的，想起母親的臨終囑咐“不管我們遭過多少磨難，我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姐姐，要為她討個公道”，他痛恨又無力?！罢l不愿意少一事，平平安安過生活？ ”
迷霧
過世前兩年，蔡朋娥走路一拐一拐的，還在為女兒的事奔走。
2013年開始，她向肥鄉縣農牧局申請認定女兒值班失蹤為工傷。一年后法院宣告郭桂芳死亡。2014年5月，她向邯鄲市人社局申請認定郭桂芳之死為工傷，被否決后，起訴邯鄲市人社局。
2015年5月16日，蔡朋娥突發心梗住院。彌留之際，郭紅芳對母親說：“知道你最放心不下郭超?！崩先说臏I一下就冒出來了。
同年11月27日，郭建民82歲生日那天，郭家人收到了工傷認定的勝訴判決書。那時，郭建民患老年癡呆癥，說不了話。郭會增將判決書念給他聽，老人半瞇的眼睛忽的睜得溜圓，好似聽懂了一樣。第二天下午，他去世了。
但收到勝訴判決不久，肥鄉農牧局提出上訴，否認郭桂芳在農業局值夜班失蹤，稱之前出具的2份證明材料，為辦公室主任私自蓋章。此前在一審審判中，這2份證明材料以及3位證人證言，農牧局沒有提出異議，獲得了法院認可。
2016年8月，二審法院以依據不足為由，駁回工傷認定訴請。
肥鄉農牧局出具的證明材料，二審時公章被認定無效。受訪者 供圖
這個轉折讓郭家人覺得，“太難了，看不到希望”。大哥郭桂增在老家種地，沒參與姐姐的事。郭紅芳也不想再參與了，她提醒郭會增“別讓人家把你害了”。郭超覺得有心無力，“本來應該我出面去跑，現在讓舅舅跑，覺得自己有點自私。如果他不跑了，我也能夠理解?！?/p>
郭會增有些心灰意冷，“壓力全在我身上?！备改高^世后，這個家更散了。因為工傷鑒定的事，家人間還起過沖突，這讓他感覺親情淡薄。
他在放棄與堅持間掙扎，看不到希望時，想算了；但一想到姐姐的遭遇、父母的托付，覺得就這樣放棄，良心不安。“我不能走出去，讓別人說我，姐姐被殺了，他麻木不管?！?/p>
至今，郭桂芳失蹤尚未立案。2015年4月，肥鄉公安局政治處主任袁曉雷回復《法制晚報》記者，稱該案沒立案，是因為已經過了20年追訴期。他沒有發現該案報案記錄，“該失蹤案發生的20多年間，郭桂芳的家人就沒有找過公安局?！?/p>
2017年9月肥鄉公安局回復郭會增時，也稱當年沒接到郭桂芳失蹤的報案，無報案材料及記錄。
郭會增堅稱，父母當年第一時間就去報案了。此外，2014年10月，肥鄉公安局還采集了郭超的DNA，將郭桂芳錄入全國失蹤人員信息庫。
郭會增稱，2018年8月，一位警方人士告訴他，“你姐姐是被黑車拉走的，腿還有點殘疾”，這些“是從卷宗里看到的”。郭會增認為，有卷宗，說明當年家里報過案，公安局也調查過。
2019年7月11日，肥鄉公安局工作人員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肥鄉公安已對此事成立調查組，加派警力參與調查工作，其他情況不便透露。
挖出骨頭兩個月后，6月28日，郭會增在肥鄉公安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將骨頭送到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檢驗。10天后，鑒定中心打來電話，詢問是否對骨頭做破壞性鑒定。
郭會增先是同意了，又心中忐忑，不停打電話問朋友、記者、妻子，擔心骨頭一旦破壞，再也沒用了。于是急忙取消，只做普通鑒定。
7月16日，鑒定結果顯示，“送檢檢材中未檢見人骨”，骨骼大小、形態等與人體骨骼特征不符。
鑒定意見告知書。受訪者 供圖
案件再次陷入停滯。
骨頭是肥鄉公安局工作人員遞交的，郭會增想聯系其他鑒定機構再做檢驗。但找了兩個月，沒有機構做，“媒體不關注，我可能就放棄了，因為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但他終究放不下，再次向肥鄉公安局遞交了郭桂芳失蹤重新報案以及公開1993年枯井尸骨的申請書，再借錢請律師。他的微博微信上，隔三差五轉發姐姐失蹤的信息，向當年的目擊者打聽情況。
7月7日，他來到父母墓前。那是桃林間一處長滿荒草的墳包。郭會增一直想，在完成父母托付后，為他們和姐姐立碑。然后，安頓好兒女，去外地生活。
但眼下，50歲的他，被困在這場籠罩了29年的迷霧里，看不到出口。
郭會增站在父母墓前。姐姐失蹤之事一日未解，他便覺得愧對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