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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5期

1，抗抑郁藥與安慰劑的皮質連通性調節變量在重度抑郁癥中的治療反應對比

譯者：Lenore

關鍵詞：EEG；頂葉；腦連通性；安慰劑；抗抑郁藥

重要性：盡管目前普遍認為功能磁共振成像方面的發現表明了皮質連通性網絡在重度抑郁癥治療選擇中的作用，其臨床應用仍然是有限的。近期方法學上的進展表明，使用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可像功能磁共振成像一樣用來探查腦連接網絡。此工具在臨床實踐中使用起來更方便。

目的：檢測腦電圖顯示的連接性是否可以揭示抗抑郁藥療法的神經調節變量。

結果：在招募到的被試中，有9人由于不良反應在首次給藥后退出。221名被試（150名女性；平均[標準差]年齡為37.8 [12.7]歲）接受了腦電圖記錄并留下了高質量的治療前腦電圖數據。在校正了多變量對比之后，連接組分析顯示抗抑郁藥和安慰劑組在廣泛的皮質區域（頂葉最為顯著）之間及內部的連通性都有調節作用。較高的alpha波段和較低的gamma波段連通性預測了更好的安慰劑療效和較差的抗抑郁藥療效。

在調節變量的連通性的中，較低的連通性水平與較高的快感缺乏水平相關。在各個治療組中，調節不同組治療反應的連通性特征不同于從基線到治療后1周的連通性特征。漢密爾頓抑郁量表17個項目的組平均（標準差）評分在基線時為18.35（4.58），在所有時間點平均為26.14（30.37）。

結論和相關性：這些發現建立了基于EEG的網絡功能連通分析來區分抗抑郁藥與安慰劑的治療反應的實際操作。頂葉皮層區域在預測安慰劑預后效用方面發揮了作用。從治療的角度來看，強調治療成分導致安慰劑的治療反應與抗抑郁藥的反應不同，此發現可以為臨床試驗中建立安慰劑特征提供一個替代途徑，以此增強隨機臨床試驗中的信號檢測。

參考文獻：Rolle, Fonzo, Wu, Toll, Jha, Cooper, Chin-Fatt, Pizzagalli, Trombello, Deckersbach, Fava, Weissman, Trivedi, Etkin (2020) Cortical Connectivity Moderators of Antidepressant vs Placebo Treatment Respons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psychiatry. doi: dx.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9.3867

2， 情緒障礙中認知控制功能障礙神經基礎的研究

譯者：Sheena

關鍵詞：雙向情感障礙；重度抑郁癥；認知控制

目標：認知控制功能障礙是雙相情感障礙（BP）和重度抑郁癥（MDD）的特征，并且一直持續到癥狀緩解。然而，尚不清楚這些障礙的特征是否是認知控制功能及其神經基礎的常見或不同之處。因此，我們調查了無癥狀BP和MDD患者中在規范功能框架內的差異。

方法：參加者進行了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通過一項工作記憶任務來進行認知控制，并完成了一系列認知測試，以評估認知控制的多個子域的功能，包括注意力、沖動性、處理速度、執行功能和記憶力。分析分兩個階段進行：（i）檢測115名健康對照（HCs）中與認知控制相關的大腦激活和失活與認知控制表現相關的腦區，然后，（ii）在中25個無癥狀的BP，25個緩解的MDD以及25個不同的HC中，根據年齡和性別比較（i）中顯著相關的腦區。

結果：與MDD和HC相比，BP的沖動性和執行功能明顯較差。與HC相比，BP和MDD的記憶能力均明顯較差。在fMRI檢測期間，更多的內側前額葉皮層（mPFC）失活與健康對照組中更好的執行功能有關。與HC相比，BP和MDD中該區域的失活明顯更少。

結論：在工作記憶處理期間未能去激活默認模式網絡的關鍵腦區mPFC，是雙相情感障礙和重度抑郁癥中存在的共同機制，并且可能是常見認知功能障礙的根源。

參考文獻：Investigating the neural basis of cognitive control dysfunction in mood disorders Isabella A. Breukelaar May Erlinger Anthony Harris Philip Boyce Philip Hazell Stuart M. Grieve Cassandra Antees Sheryl Foster Lavier Gomes Leanne M. Williams Gin S. Malhi Mayuresh S. Korgaonkar

First published: 11 October 2019 https://doi.org/10.1111/bdi.12844

3，父母抑郁會調節皮質醇和睪丸激素與兒童癥狀的關系

譯者：He

關鍵詞：睪酮；皮質醇覺醒反應；兒童心理病理學

背景:關于兒童激素-癥狀關系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情況下激素模式可能與癥狀有關。在父母有抑郁史這種情況下，異常的激素模式尤其與兒童的情緒和行為癥狀有關。目前的研究試圖在389名9歲兒童的社區樣本中探索這些關系。

方法:連續3天在家中采集兒童唾液皮質醇和睪酮水平，采用半結構化診斷性訪談評估父母的精神病史，孩子的內外癥狀通過孩子的母親進行評定。

結果:有抑郁史的父母減輕了每日總皮質醇輸出量減少與較高的外化癥狀分數的關系，，以及降低睪丸激素與較高的內在癥狀評分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母親的抑郁史緩解了較高的皮質醇覺醒反應與較高的內化得分之間的關系。此外，在父母都有抑郁史的情況下，女孩的每日皮質醇輸出較低，內化分數較高。

局限性: 局限性包括當前分析的橫斷面性質以及樣本的種族，民族和地理多樣性有限。

結論:綜上所述,目前的結果表明, 激素與兒童內在和外在癥狀之間的關系可能會隨著父母抑郁和兒童性別的變化而變化，這些知識可能會在預防父母有抑郁史的兒童的心理病理學提供干預措施的知識。

參考文獻：S.R. Black, et al. Parental depression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s of cortisol and testosterone with children's symptom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51 (2019) 42–51

4，基于河南農村人口的隊列研究：中國農村人口重度抑郁癥和廣泛性焦慮癥的性別特異流行性及其相關因素

譯者： Navy

關鍵詞：重度抑郁癥；廣泛性焦慮癥；流行性；相關因素；農村人口

背景：本研究旨在按性別調查中國農村成年人中重度抑郁癥（MDD）和廣泛性焦慮癥（GAD）的流行性及其相關因素。

方法：共有29,993名年齡在18-79歲之間的、來自河南農村的參與者被納入本研究。使用患者健康問卷2（PHQ-2）和廣泛性焦慮癥2（GAD-2）兩種問卷通過面對面交談的方式對所有參與者評估MDD和GAD的水平。使用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MDD和GAD的相關因素。

結果：在所有樣本中，按年齡標準化的MDD和GAD（和95％CI）流行性分別為5.41％（5.17-5.66％）和4.94％（4.71-5.18％）。此外，MDD（6.81％vs. 4.77％）和GAD（6.63％vs. 3.93％）的女性患病率均明顯高于男性（P <0.001）。四分類相關分析結果顯示MDD和GAD的合并癥高（r=0.88，P=0.01）。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所有樣本中，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人均月收入，飲酒，體育鍛煉和體重指數都與MDD和GAD相關。而只有性別與年齡的互作差異在MDD中被發現（Pinteraction <0.001）。

結論：以上結果表明，中國農村成年人患MDD和GAD的風險較低。與男性相比，女性MDD和GAD的流行性和患病風險更高，表明女性需要更多的關注。因此，迫切需要針對可改變的相關因素采取針對性別的干預措施，以改善中國農村人口的心理狀況。

臨床試驗注冊：本研究已在中國臨床試驗注冊網中注冊（注冊號：ChiCTR-OOC-15006699）。注冊日期：2015-07-06。

參考文獻：Luo, Z., Li, Y., Hou, Y. et al. Gender-specific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in a Chinese rural population: the Henan rural cohort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9, 1744 (2019) doi:10.1186/s12889-019-8086-1

5，中國男性同性戀群體中，自我污名和自我效能在親密伴侶暴力與抑郁癥中的中介角色

譯者：Kagami

關鍵詞：抑郁癥；親密伴侶暴力；男同性戀；自我效能；自我污名

背景：有研究表明親密伴侶間暴力行為（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在男同性戀群體之間（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普遍性存在。而在男同性戀群體中遭遇親密伴侶間暴力受害者的精神健康問題越來越多地被社會所關注。本項研究主要關注自我污名（self-stigma）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在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與抑郁癥之間聯系的潛在中介角色（potential mediators）。

方法：本研究從中國15個城市共招募了共578名男性同性戀者。參與者完成了社會人口學測試，同性戀與雙性戀男性親密伴侶暴力量表（IPV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 scale, IPV-GBM），自我污名量度簡表（Self-Stigma Scale-Short Form, SSS-S），通用自我效能量表（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以及抑郁癥流行病學量表10（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10, CES-D-10）。我們計算了總體矯正偏差后的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并利用自舉法完成了對于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es）。

結果：實驗結果表明，在男性同性戀中遭遇親密伴侶暴力的概率以及抑郁癥的發病率分別為32.7%（189/578）與36.0%（208/578）。而利用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進行中介分析表明，在男性同性戀群體中，遭遇親密伴侶間暴力的受害程度與抑郁癥之間的聯系受較高的自我污名與較低的自我效能所調節。同性戀間的自我污名對抑郁癥有著直接的作用，而自我效能則對抑郁癥起間接作用。

結論：本研究對通過促進自我效能并同時減少自我污名的綜合干預方法，可能成為治療男性同性戀間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群體抑郁癥的潛在療法提供了一定的證據。

參考文獻：Peng, L., She, R., Gu, J.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stigma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20, 2 (2020) doi:10.1186/s12889-019-8125-y

6，男性體育鍛煉與抑郁：體育活動持續時間和強度的增加與當前更低可能性的抑郁相關

譯者：UTCS

關鍵詞：體育鍛煉；男性；心理健康

目的：抑郁癥對男性來講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但是男性卻很少使用心理健康服務。其他干預措施（如：體育活動），可能對這一人群有價值。這項研究試圖確定，哪些水平和強度的體力活動與澳大利亞男性較低的抑郁患病率有關。

方法：我們使用了對13884名澳大利亞男性健康進行縱向研究的基線數據，比較了在過去一周內完成所要求的150分鐘體育鍛煉的男性與未完成男性的抑郁現狀。用限制三次樣條的logistic回歸來檢驗活動的持續時間。以中等活動時數與劇烈活動時數的等時性替代來檢驗體力活動的強度。

結果：每周至少活動150分鐘的男性出現中度/重度抑郁癥狀的幾率較低。被試的活動時間與中度和重度抑郁癥狀呈負相關。在進行體育鍛煉的男性中，每增加一小時的適度活動（而不是劇烈活動），抑郁的幾率就會降低。

局限：本研究是一項橫斷研究，因此無法確定體育鍛煉與所觀察到的抑郁癥狀之間關系的因果方向。體育鍛煉的自我報告測量是在各類研究中廣泛使用的測量方法，但其測量結果卻不如生物測量準確。

結論：在成年男性中，達到最低要求的體育鍛煉量與個體的低抑郁相關。體育鍛煉持續時間的延長和活動強度的增加，都與個體抑郁癥患病率的進一步降低有關。促進更高水平的體育鍛煉，可能是改善男性心理健康的一種潛在的干預措施。

參考文獻：Currier D, Lindner R, Spittal M J,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depression in men: Increased activity duration and intensity associated with lower likelihood of curren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260: 426-431.

校審/編輯：Simon/小時（brainnews編輯部）

前文閱讀

1，054期抑研報|兒童虐待及其后遺癥代際傳遞中的母親抑郁

2，053期抑研報|晚期帕金森病與抑郁癥的功能連接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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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5期

1，抗抑郁藥與安慰劑的皮質連通性調節變量在重度抑郁癥中的治療反應對比

譯者：Lenore

關鍵詞：EEG；頂葉；腦連通性；安慰劑；抗抑郁藥

重要性：盡管目前普遍認為功能磁共振成像方面的發現表明了皮質連通性網絡在重度抑郁癥治療選擇中的作用，其臨床應用仍然是有限的。近期方法學上的進展表明，使用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可像功能磁共振成像一樣用來探查腦連接網絡。此工具在臨床實踐中使用起來更方便。

目的：檢測腦電圖顯示的連接性是否可以揭示抗抑郁藥療法的神經調節變量。

結果：在招募到的被試中，有9人由于不良反應在首次給藥后退出。221名被試（150名女性；平均[標準差]年齡為37.8 [12.7]歲）接受了腦電圖記錄并留下了高質量的治療前腦電圖數據。在校正了多變量對比之后，連接組分析顯示抗抑郁藥和安慰劑組在廣泛的皮質區域（頂葉最為顯著）之間及內部的連通性都有調節作用。較高的alpha波段和較低的gamma波段連通性預測了更好的安慰劑療效和較差的抗抑郁藥療效。

在調節變量的連通性的中，較低的連通性水平與較高的快感缺乏水平相關。在各個治療組中，調節不同組治療反應的連通性特征不同于從基線到治療后1周的連通性特征。漢密爾頓抑郁量表17個項目的組平均（標準差）評分在基線時為18.35（4.58），在所有時間點平均為26.14（30.37）。

結論和相關性：這些發現建立了基于EEG的網絡功能連通分析來區分抗抑郁藥與安慰劑的治療反應的實際操作。頂葉皮層區域在預測安慰劑預后效用方面發揮了作用。從治療的角度來看，強調治療成分導致安慰劑的治療反應與抗抑郁藥的反應不同，此發現可以為臨床試驗中建立安慰劑特征提供一個替代途徑，以此增強隨機臨床試驗中的信號檢測。

參考文獻：Rolle, Fonzo, Wu, Toll, Jha, Cooper, Chin-Fatt, Pizzagalli, Trombello, Deckersbach, Fava, Weissman, Trivedi, Etkin (2020) Cortical Connectivity Moderators of Antidepressant vs Placebo Treatment Respons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psychiatry. doi: dx.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9.3867

2， 情緒障礙中認知控制功能障礙神經基礎的研究

譯者：Sheena

關鍵詞：雙向情感障礙；重度抑郁癥；認知控制

目標：認知控制功能障礙是雙相情感障礙（BP）和重度抑郁癥（MDD）的特征，并且一直持續到癥狀緩解。然而，尚不清楚這些障礙的特征是否是認知控制功能及其神經基礎的常見或不同之處。因此，我們調查了無癥狀BP和MDD患者中在規范功能框架內的差異。

方法：參加者進行了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通過一項工作記憶任務來進行認知控制，并完成了一系列認知測試，以評估認知控制的多個子域的功能，包括注意力、沖動性、處理速度、執行功能和記憶力。分析分兩個階段進行：（i）檢測115名健康對照（HCs）中與認知控制相關的大腦激活和失活與認知控制表現相關的腦區，然后，（ii）在中25個無癥狀的BP，25個緩解的MDD以及25個不同的HC中，根據年齡和性別比較（i）中顯著相關的腦區。

結果：與MDD和HC相比，BP的沖動性和執行功能明顯較差。與HC相比，BP和MDD的記憶能力均明顯較差。在fMRI檢測期間，更多的內側前額葉皮層（mPFC）失活與健康對照組中更好的執行功能有關。與HC相比，BP和MDD中該區域的失活明顯更少。

結論：在工作記憶處理期間未能去激活默認模式網絡的關鍵腦區mPFC，是雙相情感障礙和重度抑郁癥中存在的共同機制，并且可能是常見認知功能障礙的根源。

參考文獻：Investigating the neural basis of cognitive control dysfunction in mood disorders Isabella A. Breukelaar May Erlinger Anthony Harris Philip Boyce Philip Hazell Stuart M. Grieve Cassandra Antees Sheryl Foster Lavier Gomes Leanne M. Williams Gin S. Malhi Mayuresh S. Korgaonkar

First published: 11 October 2019 https://doi.org/10.1111/bdi.12844

3，父母抑郁會調節皮質醇和睪丸激素與兒童癥狀的關系

譯者：He

關鍵詞：睪酮；皮質醇覺醒反應；兒童心理病理學

背景:關于兒童激素-癥狀關系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情況下激素模式可能與癥狀有關。在父母有抑郁史這種情況下，異常的激素模式尤其與兒童的情緒和行為癥狀有關。目前的研究試圖在389名9歲兒童的社區樣本中探索這些關系。

方法:連續3天在家中采集兒童唾液皮質醇和睪酮水平，采用半結構化診斷性訪談評估父母的精神病史，孩子的內外癥狀通過孩子的母親進行評定。

結果:有抑郁史的父母減輕了每日總皮質醇輸出量減少與較高的外化癥狀分數的關系，，以及降低睪丸激素與較高的內在癥狀評分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母親的抑郁史緩解了較高的皮質醇覺醒反應與較高的內化得分之間的關系。此外，在父母都有抑郁史的情況下，女孩的每日皮質醇輸出較低，內化分數較高。

局限性: 局限性包括當前分析的橫斷面性質以及樣本的種族，民族和地理多樣性有限。

結論:綜上所述,目前的結果表明, 激素與兒童內在和外在癥狀之間的關系可能會隨著父母抑郁和兒童性別的變化而變化，這些知識可能會在預防父母有抑郁史的兒童的心理病理學提供干預措施的知識。

參考文獻：S.R. Black, et al. Parental depression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s of cortisol and testosterone with children's symptom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51 (2019) 42–51

4，基于河南農村人口的隊列研究：中國農村人口重度抑郁癥和廣泛性焦慮癥的性別特異流行性及其相關因素

譯者： Navy

關鍵詞：重度抑郁癥；廣泛性焦慮癥；流行性；相關因素；農村人口

背景：本研究旨在按性別調查中國農村成年人中重度抑郁癥（MDD）和廣泛性焦慮癥（GAD）的流行性及其相關因素。

方法：共有29,993名年齡在18-79歲之間的、來自河南農村的參與者被納入本研究。使用患者健康問卷2（PHQ-2）和廣泛性焦慮癥2（GAD-2）兩種問卷通過面對面交談的方式對所有參與者評估MDD和GAD的水平。使用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MDD和GAD的相關因素。

結果：在所有樣本中，按年齡標準化的MDD和GAD（和95％CI）流行性分別為5.41％（5.17-5.66％）和4.94％（4.71-5.18％）。此外，MDD（6.81％vs. 4.77％）和GAD（6.63％vs. 3.93％）的女性患病率均明顯高于男性（P <0.001）。四分類相關分析結果顯示MDD和GAD的合并癥高（r=0.88，P=0.01）。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所有樣本中，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人均月收入，飲酒，體育鍛煉和體重指數都與MDD和GAD相關。而只有性別與年齡的互作差異在MDD中被發現（Pinteraction <0.001）。

結論：以上結果表明，中國農村成年人患MDD和GAD的風險較低。與男性相比，女性MDD和GAD的流行性和患病風險更高，表明女性需要更多的關注。因此，迫切需要針對可改變的相關因素采取針對性別的干預措施，以改善中國農村人口的心理狀況。

臨床試驗注冊：本研究已在中國臨床試驗注冊網中注冊（注冊號：ChiCTR-OOC-15006699）。注冊日期：2015-07-06。

參考文獻：Luo, Z., Li, Y., Hou, Y. et al. Gender-specific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in a Chinese rural population: the Henan rural cohort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9, 1744 (2019) doi:10.1186/s12889-019-8086-1

5，中國男性同性戀群體中，自我污名和自我效能在親密伴侶暴力與抑郁癥中的中介角色

譯者：Kagami

關鍵詞：抑郁癥；親密伴侶暴力；男同性戀；自我效能；自我污名

背景：有研究表明親密伴侶間暴力行為（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在男同性戀群體之間（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普遍性存在。而在男同性戀群體中遭遇親密伴侶間暴力受害者的精神健康問題越來越多地被社會所關注。本項研究主要關注自我污名（self-stigma）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在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與抑郁癥之間聯系的潛在中介角色（potential mediators）。

方法：本研究從中國15個城市共招募了共578名男性同性戀者。參與者完成了社會人口學測試，同性戀與雙性戀男性親密伴侶暴力量表（IPV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 scale, IPV-GBM），自我污名量度簡表（Self-Stigma Scale-Short Form, SSS-S），通用自我效能量表（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以及抑郁癥流行病學量表10（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10, CES-D-10）。我們計算了總體矯正偏差后的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并利用自舉法完成了對于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es）。

結果：實驗結果表明，在男性同性戀中遭遇親密伴侶暴力的概率以及抑郁癥的發病率分別為32.7%（189/578）與36.0%（208/578）。而利用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進行中介分析表明，在男性同性戀群體中，遭遇親密伴侶間暴力的受害程度與抑郁癥之間的聯系受較高的自我污名與較低的自我效能所調節。同性戀間的自我污名對抑郁癥有著直接的作用，而自我效能則對抑郁癥起間接作用。

結論：本研究對通過促進自我效能并同時減少自我污名的綜合干預方法，可能成為治療男性同性戀間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群體抑郁癥的潛在療法提供了一定的證據。

參考文獻：Peng, L., She, R., Gu, J.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stigma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20, 2 (2020) doi:10.1186/s12889-019-8125-y

6，男性體育鍛煉與抑郁：體育活動持續時間和強度的增加與當前更低可能性的抑郁相關

譯者：UTCS

關鍵詞：體育鍛煉；男性；心理健康

目的：抑郁癥對男性來講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但是男性卻很少使用心理健康服務。其他干預措施（如：體育活動），可能對這一人群有價值。這項研究試圖確定，哪些水平和強度的體力活動與澳大利亞男性較低的抑郁患病率有關。

方法：我們使用了對13884名澳大利亞男性健康進行縱向研究的基線數據，比較了在過去一周內完成所要求的150分鐘體育鍛煉的男性與未完成男性的抑郁現狀。用限制三次樣條的logistic回歸來檢驗活動的持續時間。以中等活動時數與劇烈活動時數的等時性替代來檢驗體力活動的強度。

結果：每周至少活動150分鐘的男性出現中度/重度抑郁癥狀的幾率較低。被試的活動時間與中度和重度抑郁癥狀呈負相關。在進行體育鍛煉的男性中，每增加一小時的適度活動（而不是劇烈活動），抑郁的幾率就會降低。

局限：本研究是一項橫斷研究，因此無法確定體育鍛煉與所觀察到的抑郁癥狀之間關系的因果方向。體育鍛煉的自我報告測量是在各類研究中廣泛使用的測量方法，但其測量結果卻不如生物測量準確。

結論：在成年男性中，達到最低要求的體育鍛煉量與個體的低抑郁相關。體育鍛煉持續時間的延長和活動強度的增加，都與個體抑郁癥患病率的進一步降低有關。促進更高水平的體育鍛煉，可能是改善男性心理健康的一種潛在的干預措施。

參考文獻：Currier D, Lindner R, Spittal M J,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depression in men: Increased activity duration and intensity associated with lower likelihood of curren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260: 426-431.

校審/編輯：Simon/小時（brainnews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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